記者被竊聽 消息來源難保密

雷子樂 香港記者協會執委

記聲2013年4月號】保護消息來源,是捍衛新聞自由的重要防線。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對話,一旦被執法人員竊聽,對新聞界的運作必會帶來打擊,勢影響到「爆料人」對透過向傳媒舉報伸張公義的信心。《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自2006年8月生效以來,截至2011年底,最少有四宗涉及新聞材料被執法人員竊聽的個案,捲入「被竊聽風雲」的,包括報章記者、編輯……。多宗個案均顯示,執法人員在竊聽到有關通話時,並沒即時停止竊聽,往往要等到有消息見報後,才就其竊聽行動作出撿視。

可有想過,記者跟消息來源的絕密對話、爆料電郵,隨時有可能被警察、廉署調查員、入境處或海關人員暗中偷聽?翻查過去六份《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周年報告》,一共發現有四宗執法人員竊聽到新聞材料的個案。

首兩宗個案在09年的「周年報告」中披露,第一宗個案涉及一名傳媒機構編輯,與執法人員的「目標人物」通話時,談及一宗可用作新聞報道的事件,但執法人員依然繼續竊聽該編輯與目標人物的另外兩項通話。直至三天後,執法人員發現在首次通話中談及的事件,已在報章上刊登,才向發出授權的小組法官提交報告。

另一宗個案,被執法人員竊聽的「目標人物」,向一間報社記者講述了一項執法行動詳情。三天後,監聽人員聆聽通話,再翻查報章,確認截聽到的內容,確是新聞材料,於是向小組法官提交報告,最後停止竊聽。

其餘兩宗個案,均是在2012年的周年報告中披露,包括一名被竊聽的目標人物,先後與兩名記者通話,但執法人員認為當中沒涉及新聞材料,至後來在報章看到有關消息,方知道自己判斷錯誤。值得留意的是,執法人員在竊聽過程中,即使聽到目標人物與記者通話,會傾向判斷有關通話並非新聞材料,從而繼續竊聽下去。直至報道見報,他們才不得不確認有關內容是新聞材料,需要向小組法官及專員交待。但這時候,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對話早已外洩。從這個案亦可反映到,執法人員似末有足夠的判斷力,即時分析什麼是新聞材料,從而在維持治安之同時,對新聞自由提供最大的保障!

事實上,《基本法》第27條規定,香港人擁有言論、新聞、出版自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在某程度上對新聞自由確造成衝擊。從對行業保障的角度而言,條例對新聞業界的保障,遠不及法律界。首先,有關條例明文規定,除非情況特殊,否則不得授權在某律師的處所(包括辦公室)或對其通訊進行截取通訊或監察。但新聞界則沒此保障。事實上,前截取通訊及監察專員胡國興亦曾在任內首份周年報告中指出「條例本身對新聞材料的著墨,較諸於法律專業保密權有所不及」。

此外,條例列明,執法機構申請進行監察行動時,需在誓章或書面陳述中說明在行動中取得可能享有法律専業保密權資料或新聞材料的可能性。保安局局長最初發出的「實務守則」則對法律界提供多再一重保障。

該「守則」規定,執法機構若無意間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便須通知專員,專員可作跟進,包括覆檢及審查相關資料,以查核當中有沒有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但當局最初並沒在「守則」中對新聞界提供同樣的保障。

雖然,前專員胡國興在任時,曾通知執法機構,就涉及或可能涉及截取到新聞材料的個案,須同樣參照「守則」中對截取到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資料的程序,向專員報告。不過,他在過去的周年報告中亦曾指出,「即使執法機構不擬向我報告該等個案,亦並非不遵守條例規定。守則亦沒有提及,萬一取得這些資料,應如何處理」。

胡國興亦曾在周年報告中建議政府在「檢討條例或實務守則時澄清這些疑點」。直至2011年11月,專員終於「成功爭取」當局更改守則,當執法人員透過截取通訊取得新聞材料,「必須」向專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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