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之聲》 2011年4月號目錄

專題:傳媒大逃亡    Focus: Exodus From Media
標題 Item Title
作者 Author
編者的話
麥燕庭
專題|三成新聞工作者 兩年內轉業
  ......見一些有二十年以上年資的資深新聞人也轉投公關,業界真是百般滋味,而記協調查發現,雖然業界現時仍不乏資深人士,但有半數受訪者表示,有意或真的嘗試「搵工跳槽」,另外,亦有三成人表示會在未來一、兩年離開新聞界......
麥燕庭
專題|記者最苦命 離心也最強
  香港新聞界薪酬低、工時長是人盡皆知的,但在不同工種的新聞工作者身上,又有輕重之分,本刊從整體調查數據中進行仔細分析,發現情況最嚴重的,首選記者......
《記聲》
專題|離職展「錢」途 心繫新聞業
  鐵的傳媒、流水的記者,新聞界每年都流失大量記者,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發現,絕大部分「轉行」者的薪酬都較前職有所增加,但對新聞工作的愛恨交纏,令他們當中有近三成人聲言會考慮重返新聞界......
莊曉陽
城中熱話(新聞界走馬燈)|記者生涯原是X
區家麟
城中熱話(新聞界走馬燈)|兜兜轉轉 逆潮回歸
古治雄
城中熱話(新聞界走馬燈)|深深愛過 無奈分離
阿文
城中熱話(新聞界走馬燈)|游走兩年 點滴心頭
陳耀強
我在神州|解開自我審查的金剛圈
陳曉君
我在神州|駐京記者所為何事
陳妙玲
閒話業界|吃在報館趕稿時
冼韻姬
閒話業界|越吹越濫 吹倒吹風會
莊曉陽
閒話業界|《星島》《頭條》邁向五日制
莊曉陽
記協之聲|有線新聞雪前恥 重奪記協盃
香港記者協會
風聞|am730加薪7% 花紅至少三個月
《記聲》
風聞|張老總派利是 人龍長達六米
《記聲》
風聞|洪曉敬誕8磅男嬰 尹彥超榮升老豆
《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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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the Editor
Mak Yin-ting
Cover Story|Brain Drain: A Third of Journos Plan to Leave Within Two Years
        ... According to a HKJA survey, there are still many senior journalists in the industry, but half of those interviewed said they would like or have tried to look for a new job. Some 30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said they would leave journalism within a year or two.......
Mak Yin-ting
Cover Story|How Journalists at Different Levels See Their Work
        Low pay, long working hours have, historically, characterised the media industry for journalists. In recent times some areas of the industry have become relatively better, others have declined. The reporter, mainstay of the industry, is worst off.......
"The Journalist"
Cover Story|Some Yearn to Return to Media World
        ... new reporters come, old reporters go. Every year numerous reporters quit as a survey by the HKJA find that most former reporters get better pay in their new jobs. But for some there remains a yearning to get back on the beat. ......
Chong Hiu-yeung
Talk of the Town|Someone Has to Tell the Emperor He Is Naked
Allan Au
Talk of the Town|The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Alex Koo
Talk of the Town|I Loved My Reporting Job, But I Quit...
Ah Man
Talk of the Town|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edia Industry
Chan Yiu-keung
I am in China|In a Time of Peace a Crisis is Brewing...
Candy Chan
I am in China|What it Means to be a Beijing Correspondent
Hui Chau-ha
Industrial Talk|Meals to Go with the News
Sin Wan-kei
Industrial Talk|Government's Off-the-record Briefings Continue to Flourish 
Chong Hiu-yeung
Industrial Talk|Sing Tao Group Launched Five-day Week
Chong Hiu-yeung
Voice of JA|Cable TV Takes Home 26th JA Cup
HKJA
Gossip|Bonus spree at am730
"The Journalist"
Gossip|Ming Pao reporters queue for Chief Editor's lai see
"The Journalist"
Gossip|Bouncing boy for Denise Hung and Wan Yin Chui
"The Journalist"


「作東日本全毀的最壞打算 」 VS「五輛消防車連續運作」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這兩條標題是3月18日部份香港和日本報章的頭條新聞,差距之大,引起業界爭議。

事緣日本首相菅直人3月16日晚跟內閣顧問笹森清簡短談話後,笹森清引述菅直人對東京電力株式會社缺乏危機意識表達強烈不滿,指東電必須有東日本毀滅的假設才行。

事後,日本主流報章均沒有以此為題大肆報道,例如讀者群以中產人士為主的《朝日新聞》 只在第二頁的上半版一段文章內提及,該文標題是政府的救援工作,而頭版頭條是五輛消防車連續運作。反觀香港,甚至台灣,不少主流報章均以「東日本可能全毀」作標題,但細閱內文 解釋不多 遑論政府有何準備。

有評論以此指責香港傳媒斷章取義、危言聳聽,並讚賞日本傳媒,尤其是事後不斷向全球發放核電站情況的日本放送協會專業平實,但編者認為,有關評論並不公平,亦不全對。

事實上 港日兩地都有走煽情路線的傳媒,若讓有關傳媒拿到這句說話,亦必然會拿來大日本主流傳媒一般極度謹慎做文章;不同的是,和保守,甚少大肆批評政府,主因是官員的記者會都由日本記者俱樂部主辦,只供會員參與。若記者在會上向官員詰難,「極刑」是被謕奪會員資格,堵塞自己獲取政府消息的常規正式渠道,故此記者的提問一般不具批判性。

編者翻閱《朝日新聞》在福島核電廠出現事故後一星期的報道,發現該報除了在3月15日以頭版頭條報道該廠二號機組燃料棒露出,可能是爐芯熔解之外;其餘都是以內版報道核輻射引起不安或高度緊張,但主調是報道死傷情況和政府、部門及東電採取的行動,絕少談及輻射洩漏對民眾會產生何等災害或危險,遑論批評政府反應遲緩、東電有否掩蓋真相。這除了該報一向只談事實、少作預測的慣性外,不想引起當地民眾恐慌亦是其中一個考慮。

至於日本放送協會,情況可能更甚,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日本放送協會資源豐富,裝備齊全,定時為全球拍攝核電廠情況的直昇機便是該台自行購置。另外,該台記者中就有核電專於是家 「官意」比民意重又是不爭的事實,但該台的報道和評論專家的調子都是:雖有核洩漏,但民眾仍然是安全的。與中國那一套「有問題,但黨會/已解決」的文宣調子非常相似。

有關取態已成為該台內部文化 以至遣辭用,字亦十分謹慎。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教學顧問鍛治本正人指出 在地震後兩星期內,日本放送協會均不會用「危機」來形容是次災難,反而用上非常複雜的「福島對開太平洋地震事件」,予人一種「事不關日本」的感覺;但這守則卻在事發兩星期後突然轉變,新聞主播、評論員和受訪者均以危機形容事件,他估計這應是高層的決定。

從西方新聞自由觀審視日本放送協會的災情報道 它的技術專業是不容置疑的,但它有否,恪守新聞全面報道事實的真相?報道是否過於低調?有沒有善盡儆醒大眾的職責?這顯然在大眾心目中出現問號,以致備受批評,不少市民因而轉向互聯網尋求更切合他們需要的信息。

反觀香港傳媒,有關報道手法未免過於輕忽 即使不能排除官員借顧問之口放風,也應多作瞭解,包括菅直人是在什麼情況下作出有關言論?能否找專家評論其推斷是一時氣言抑或沙盤推演的結果?而不是一下子便跳到「日本有可能遷都」的預估。於此 不得不想到香港傳媒,的素質、經驗和待遇等問題。

在「低薪、高工作量」的情況下,新聞工作者,近年流失率不斷上升。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發現,半數新聞工作者的年資在七年以下 以這樣的年資應付日常新聞自然綽綽有餘;但若要進行有深度的調查報道 相信會力有不逮,難怪近年新聞界調查報道數量大降。

更令人憂慮的是,調查發現,三成二受訪的新聞工作者預計自己會在兩年內轉行,若把轉行時限推至四年,人數更大幅升至六成!試想一個行業有大部分人會在四年內離開 這行業何以為繼?即使能讓剛畢業的填補數量上的流失,但經驗如何一下子補充?長此以往,質素下降似乎成了必然之惡!

真希望新聞界高層和東主聽聽那些有意轉行、已經跳槽的前記者又或再作馮婦的記者心聲,感受他們對行內工作環境江河日下的不滿和無奈,與及他們不減的熱誠,對堅守新聞工作者更應多一分尊重。

警鐘早經敲響,若管理層或東主仍是一副「你怕無人做咩!」的態度,恐怕喪鐘哀鳴之期不遠矣!

「莫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我而鳴」!同理,要停止喪鐘大鳴,必須業界齊心,缺一不可。


三成新聞工作者兩年來將轉業

麥燕庭 《記者之聲》總編輯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香港新聞工作者薪酬低,流失率高,幾乎成了行內外的普遍印象,近三年情況更為嚴重,只見一些有二十年以上年資的資深新聞人也轉投公關,業界真是百般滋味,而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發現,雖然業界現時仍不乏資深人士,但有半數受訪者表示,有意或真的嘗試「搵工跳槽」,另外,亦有三成人表示會在未來一、兩年離開新聞界。如此高的潛在離職潮,實已為新聞界敲響警鐘,如何承傳經驗以確保新聞質素不下降,將是管理層以至整個業界必須正視的問題。

香港記者協會於二月二十四日至三月十四日期間展開調查,嘗試了解各類新聞工作者的薪酬待遇,以及他們對前途的一些看法。本刊透過香港記者協會的網絡向本地主流傳媒和自由撰稿人發出589分電子問卷和約八百分實質問卷,收回725分填交問卷,當中有128分是透過傳真、116分透過電郵、481份是實質問卷,回收率約為五成半。

725名受訪者中,以記者為主(55%),其次為編輯(18%)、組長或以上的中高層(16%)、攝影記者(9%),以及翻譯(2%)。以學歷分,受訪者以大學學位持有人為主,有58%,其次為研究員院學位持有人(16%)和持有大學文憑/專上學位者(15%),顯示新聞界從業員的學歷甚高。不過,受訪者男女比例為51與47之比,這可能與業界一般理解以女性從業員為主的想法略有出入,可能與記協問卷直接派到新聞機構時,「坐堂」幫以男性為主,他們填交比例高有關,而這亦反映在管理層受訪者所佔比例略高有關。

高學歷低月薪一群

業內人士一直表示,傳媒人手流失率高,前線記者幾乎三年一代,轉眼間,熟悉面孔便消失泰半,調查結果亦發現,受訪者中,佔最多的是入行兩年內的,佔總數22%,若把年資在兩年至四年的新聞工作者計算在內,便佔受訪者38%;入行四至十年的,有23%;不過,年資在十年至二十年之間的,亦有29%,而入行二十年以上的,更佔9%,顯示經歷入行初段的「木人巷」時期的,便傾向留下來,即使薪酬不算高。

新聞界薪酬福利差,向來為人詬病,受訪者中,仍有12%月入一萬元以下,若把界線提升至一萬五千元以下,比例亦不少,有41%,;而二萬元以下的,佔受訪者人數61%,這比率剛好是十年年資或以下的受訪者。試問十年年資拿二萬元月薪,若非有理想和工作熱誠支持,如何做到?!

至於同佔9%的二十年以上年資和月薪四萬元以上者,雖然未必盡是同一受訪者,但大趨勢應是相同的,兩者相比,年資與薪酬的增長亦未必成比例。

離與留之間徘徊

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新聞工作者對新聞界有欲捨難離的矛盾:43%受訪者回應會否以新聞業為終身職業時表示「難說、不知道、沒想過」,表示會或不會的受訪者人數相若,分別有28%和26%。

意向雖未明確,但行動卻說明一切,有31%「行家」承認,在過去一年,曾查閱傳媒行業以外的求職廣告及空缺,另有19%表示,有應徵傳媒行業以外的工作,沒有做以上動作的,只有47%,少於半數!事實上,在回應另一問題時,有31%受訪者表示,會在一、兩年內離開新聞界(見下表)。如此高的離開意向比率,對經驗累積不利,對業界傳承亦實在是一個警號。



預計留在新聞界的時間人數百分比
少於一年669%
1.1-216423%
2.1-419928%
4.1-68912%
6.1年以上*16523%
沒有作答/不知道426%
 *其中包括50名沒有回答這問題,但視新聞行業為終身職業的受訪者

在回應為何有意轉行時,原因更是清晰不過:薪酬偏低。在回應的422名受訪者中,76%表示是因為傳媒薪酬不及其他行業,51%指工時太表,影響生活。(詳見下表)



轉行原因人數*佔回答者百分比*佔受訪者百分比*
傳媒薪酬不及其他行業31976%44%
工時太長,五天半/六天工作,影響生活平衡21451%30%
晉升機會不明朗18945%26%
渴望展開其他事業或進修12229%17%
工作欠缺滿足感10224%14%
傳媒生態及風氣欠佳,社會地位不高9623%13%
希望組織家庭,結婚生子6716%9%
其他369%5%

*受訪者可以選擇超過一個答案,所以人數會超過受訪人數,而百分比亦會超過100%

業界傳承費思量

薪酬偏低導致人手流失,在過往相近的調查中亦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比例之高,則以今次為甚。相信每個管理層對此都心裡有數,有人期望記者以對新聞工作的理想和挑戰性來彌補工資不足,有人又會以資源限制作為推搪加薪的藉口。可是,筆者不得不問,當熱誠隨著年月減退,生計壓力隨歲數而增加時,管理層的如意算盤能否打得響?行業又憑什麼留著這些有經驗的員工呢?
當這些高學歷、低月薪的熱誠工作者為生計所迫而放棄理想時,管理層只會「補人頭」式地以年資淺的補充,新聞質素下滑,似乎成為必然之惡。一名離職逾年的報社副總編輯表示,現時不少電視新聞,水平只及大學畢業生的習作,當中有些更是可以再跟進或「挖深」。至於報章,一名內地資深新聞工作者曾向筆者提問:「還以為香港具高度新聞自由,可以有很多好故事,為什麼不少報章的新聞故事那麼相似?尤其是為什麼幾乎找不到調查報道?!」筆者真想請他向各報管理層詰問。

要挽留人才,最實際的,當然是提薪和實行合理工時及落實五天工作制,另外,新聞機構當然可以利用升職把要溜的留住,但升職後,香港新聞機構又會期望記者多做管理工作,以便「職位與職務相稱」,但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指出,擢升記者晉身管理層雖然可以讓記者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但並非每個優秀的記者都有當採訪主任的能力,擢升他們未必能人盡其才,必須輔以合理的工作條件和培訓。

他更補充,保留出外採訪機會對擢升的新聞工作者也有其吸引力,例如報道水門事件的《華盛頓郵報》記者伍沃德(Bob Woodward),雖已貴為報章管理層,但他仍有時間和空間出外採訪,並非純粹做行政管理工作。

筆者相信,以新聞界管理層的才能,若願意面對問題,一定會找到法子。問題是,有多少管理層願意在每天「車衣」之餘,為整個業界的前途和發展花心思,以不負市民對新聞界的期許。


記者最苦命 離心也最強

《記者之聲》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香港新聞界薪酬低、工時長是人盡皆知的,但在不同工種的新聞工作者身上,又有輕重之分,本刊從整體調查數據中進行仔細分析,發現情況最嚴重的,首選記者。

在填交問卷中自我界定為記者的398人中,三成人的年資在兩年以下,把年資提高至四年或以下,比率即增至百分之五十三,顯示四年年資是是否留在行內的分水線。過了此年資後,百分比即逐步下降,由百分之十六(入行四年至七年)下降至一成(入行七年以上至十年者),但十年以上至十五年的,受訪者比例又上升至百分之十三。

薪酬方面,中位數是12001至15000元的級別,七成半受訪者的薪酬在二萬元或以下,只有百分之七受訪者的薪酬高於三萬元。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指出,當七成半記者的收入在二萬元或以下,八成記者的經驗在十年或以下,反映記者並非可以長久做下去的終身職業,不少人工作七、八年後,便要思考是否繼續做下去,除非他們有機會晉升做組長或採訪主任。

當然,組長或採訪主任職位數目有限,不可能吸納所有記者,難怪記者成了眾多組別中最多人企圖轉行的(詳見表一),有六成二人表示在過去十二個月曾查閱傳媒行業以外的求職廣告及空缺和應徵傳媒以外的工作,其次為組長及正副採訪主任(40%)、編輯(40%)、攝影記者(31%)和助理總編輯以上的高層管理人員(24%)。

令人驚訝和憂慮的,是行業中負有中流砥柱作用的「組長、正副採訪主任」亦有四成人意圖「搵工跳槽」,這群「小組頭」也有離心,新人有誰可傳授知識?中層管理層有誰可倚賴落實工作指令?

至於相對薪高糧準的高層管理人員,士氣亦非特別高,有百分之二十四受訪者「臨老學吹笛」,意圖轉工,甚至有百分之十二受訪高層人員表示,不會以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


工作類別 (回應人數)查閱傳媒行業以外的求職廣告及空缺 (括弧內為回應有關選項者佔回答總人數的百分比)應徵傳媒以外行業的工作以上皆沒有沒有作答
記者 (398)149 (38%)95(24%)146(37%)6(2%)
組長、正、副採訪主任 (93人)25(27%)12(13%)50(53%)6(7%)
編輯 (133)31(23%)22(17%)77(58%)3(2%)
攝影記者 (63)13(21%)6(10%)43(68%)1(2%)
高層管理人員(助理總編輯或以上) (25)4(16%)2(8%)19(76%)0

表一:各工作組別在過去十二個月有意跳槽情況

事實上,不少人都想著離開。表二可見,可能在一年內離開的,佔各組別受訪人數由百分之二至十一不等,但最可能的逃亡潮是在一年至四年內出現,表示會在這段期間離開人士佔受訪者的比例由百分之二十三至五十六不等,其中以記者和編輯的離心最強,兩者都有約半數人估計自已會在一至四年內離開新聞界,遠遠超出預計自己會留在本行超過六年的。


工作類別 (回應人數)回答少於一年者佔總人數的百分比回答1.1至2年者佔總人數的百分比回答2.1至4年者佔總人數的百分比回答4.1至6年者佔總人數的百分比回答6.1年或以上者佔總人數的百分比
記者 (398)11%28%28%10%18%
組長、正、副採訪主任 (93人)7%14%27%13%35%
編輯 (133)10%24%24%14%26%
攝影記者 (63)2%6%17%16%51%
高層管理人員(助理總編輯或以上) (25)0%12%16%32%32%

表二:估計自己留在新聞界的時間

備註:由於沒有列出「沒有回答」者所佔比例,表二內的百分比總和會少於一百。

薪低工時長成離職主因

一如整體調查發現,「傳媒薪酬不及其他行業」和「工時太長,五天半/六天工作,影響生活平衡」是新聞工作者的離職主因,但在不同組別會略有輕重之分,最多人以薪酬不如其他行業而轉行的有三個工作組別,依次是攝影記者(79%)、記者(77%)和編輯(63%);而最多人以工時長為轉行主因的,分別是高層管理層(67%)和組長及正副採訪主任(61%)。

這結果也是可以理解的,當新聞工作者仍在前線拚搏時,自然會重視薪酬,及至升上管理層,薪酬應已達一般水平,休息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便上升。

但趨勢之外,個別人士的心聲確實令人對他們的選擇多一層理解。一名工作了七至十年的受訪者在問卷中表明,會於明年轉行,原因是「本來很想(以新聞工作)作為終身職業,…為民請命,監察政府。但是很無奈,傳媒…近期質素似乎每況愈下,有多年經驗的人相繼離職,但公司因成本問題,只會聘請一些無工作經驗的人士填補這些空缺。採主見新人吃力,把工作全部推給公司內僅存的有經驗的記者,結果一人負擔幾百樣東西,本身很想做好每一個報道,但因為量太多,以致粗疏處理,實不忍見到,…另外,薪金升幅不明顯亦是主因,…工作滿足感重要,但薪金也不能太低或停滯不前。」

另外,個別記者更指出,不把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是因為二作沒有滿足感,社會地位低;傳媒被「河蟹」(和諧之意);編採欠獨立自主,外界制肘多;對自我審查深惡痛絕;工時影響生活平衡,無法結婚生子等。

至於已捱過「木人巷」的高層管理層,未能把新聞工作視為終身職業的原因,部分與理想有關,包括「現時傳媒工作已不重視質素及操守」、「新聞工作的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劣」、「傳媒生態欠佳,有違原則」及「公司自我審查、商業路線濃」。管理層理應比前線有更大爭取空間,若他們也有身不由己之感,如何為前線記者爭取?傳媒東主是否應負上更大責任?畢竟,傳媒不是一門普通的生意。

新聞工作的吸引力

雖然調查顯示,新聞界面對嚇人的潛在逃亡潮,但選擇留下的亦不在少數,最多人視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的高層管理層(有64%受旁管理層持此想法)中,有人解釋:「工作性質有趣,開眼界、對自己有碑益、認識很多能人志士」、「工作有意義,興趣所在,現時工作亦有前景。」而有四成三受訪者視新聞工作為終身職業的組長和採訪主任級,列舉的理由委多是興趣、志願、使命感、工作有意義和挑戰等,但也不乏一些較無奈的答案,例如:「人到中年,不知可以轉做甚麼行業」、「都差不多退休了」、「沒想過,太老,動不了,一生也快過去」。

一些記者亦表明,視新聞行業為終身職業,是因為「這個行業有其獨有的使命、功能、影響力、樂趣、滿足感」、「可以改變社會」、「經驗,興趣,人脈…已累績多年,喜歡做新聞或相關工作」、「還有很多題目未做,想做埋佢」。

誠如杜耀明所指,新聞工作者資歷相對較高,很大機會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留下當記者,一定程度上是為興趣而犧牲,但單憑興趣,難以令一個行業發發展成終身職業。尤其是「記者」組別中,只有百分之二的薪酬高於四萬元,這將無法吸引採寫俱佳、具分析和批判能力的記者留下,加上行內嘆記者工序如「車衣女工」,即使有十八般武藝也未必能夠發揮,若在傳媒外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很難令他們安於本位。


職後錢途闊 心繫新聞業

莊曉陽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鐵的傳媒、流水的記者,新聞界每年都流失大量記者,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的調查發現,絕大部分「轉行」者的薪酬都較前職有所增加,但對新聞工作的愛恨交纏,令他們當中有近三成人聲言會考慮重返新聞界。

三月中旬,記協透過記者間的網絡聯絡約50名於○九年至一一年三月離職的記者,當中有33人填交問卷。不過,記協接觸的前記者以前港聞記者為主,所以有關調查結果未必能夠充分反映整體記者離職的考慮。

調查發現,三成六受訪者離職後轉任公關,三成九受訪者從事其他工作,其餘的則因為進修或轉當義工、全職家庭事務或其他工作,而薪酬不及其他行業(58%)、晉升機會不明朗(45%)、工時太長(39%)、傳媒風氣欠佳及社會地位不高(39%)及渴望展開其他事業或進修(33%)是五個最多前新聞工作者選擇離職的原因。

令人深思的,是有前記者表明,轉行是因為「不滿資方作全體員工減薪安排」。

一名正在進修、有四至七年新聞工作經驗的前女記者更在填交問卷中慨嘆:「電視台記者要做幾個角色,要寫、講、Feed片、有時還要攝影 (尤其是在外地採訪)。…久而久之像機器般,…難以進步。…老闆要你多做幾個角色,不是訓練你的技能,只是為了省資源。」另一名轉行從事公關的年資較淺的前男記者則指出,「跑日常新聞的經驗技巧應變尚待磨練,已不停被追交『故仔』,這可能反令記者『兩頭唔到岸』。」

轉業者「錢途」較佳

轉投其他全職行業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都加了薪,較多人(27%)加薪在二千元至四千元之間。(詳見下表)

薪酬變化人數百分比
減薪/不變14%
加薪1000 – 2000412%
加薪 2001 – 4000927%
加薪4001 – 600026%
加薪6001 – 800026%
加薪8001 – 10,00026%
加薪10,001 – 15,00026%
加薪15,001 – 20,00026%
加薪20,000元以上39%
不適用(進修、家務、義工)618%


加薪最多的三名轉職前新聞工作者中,新聞界年資由二至十五年不等,可見離職後薪酬大躍進並非只限於資深記者。他們全都無意重返新聞界,原因是可以預見的:「薪酬太低,工作時間不穩定,沒有私人時間」、及「公營機構薪金高、福利好、工時穩定、更多晉升及學習機會。」

不過,對新聞界「絕情」的並非主流,調查發現,兩成七受訪者表示「會考慮重返新聞界」,回答「不知道/沒想過/很難講」的則有六成,只有一成五受訪者說「不會考慮」。

考慮重返新聞界的受訪者指出,「仍對傳媒工作充滿熱誠」、「其實仍很愛記者這行業,喜歡工作之自由自主度」、「視乎薪酬及能否參與管理工作」、「新聞採訪仍是自己的理想」是他們考慮重操故業的常見原因。

至於回答「不知道/沒想過/很難講」的受訪者,則流露愛恨交纏的情感,有受訪者說:「縱有一腔熱情,難奈生活壓力,傳媒生態扭曲,記者何去何從?」「很難說一定不會,因著實對記者的工作性質及使命感尚存希望,但說實的,如果在其他行業做得越長時間,重返新聞業的機會便越低」。

如何在這些前「行家」去意未決前把他們拉回來,傳媒老闆真的要三思,因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豈可白白地讓業界培訓的人才溜走?!


記者生涯原是X

區家麟 (前無綫新聞部公共事務科高級監製、現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兼任講師、報章專欄作者。)

[ENG]記聲2011年4月號】數年前,無綫新聞製作了《新聞話事.人》,這是個回顧電視新聞業的訪談節目。主播伍晃榮退任後重出江湖任主持,是他離世前最後的作品。訪問裡,伍晃榮問廿多年前曾任無綫記者的毛孟靜:「記者生涯原是……?」

很多人說,記者生涯原是「等」。傳說中的記者,衝鋒陷陣、上山下海,不畏強權,追尋真相;現實裡,我們的光陰,多虛耗於漫長無謂的等待:等特首上班問一條明知不答的問題;等高官會議完結的錄音機式簡報;等Amina不知在監獄的哪道門閃身逃逸;等賭王的二至四奶穿梭大宅出出入入,記者還要被名車輾腳。

最近又有新晉記者說,記者生涯原是「賤」。賤者,犯賤也。賤得堂堂大學生畢業三年無加人工,仍是月薪一萬;賤得既要採訪、寫稿,又要兼顧拍片、剪接上網,卻任勞任怨、放勞工假;賤得甘願被傳媒大老闆剝削人工福利,但為了那一丁點微末的抱負理想,死守此行,不願離去。

記者生涯是什麼?毛孟靜當天的答案:記者生涯原是「真」。

無論我們有多犯賤,如何無止境地等,從來也沒離棄過「真」。當今世代,價值觀混亂不堪,新聞曾被形容為一個鏡子,向讀者反映世界的真像,現在幾乎無人敢把「真」字說出口,因為免惹人訕笑。甚至越來越多人說,這世界沒有真相,只有觀點;沒有普世價值,只有永恆的利益。正是這些皇帝的新衣,需要一些依然天真的人來揭穿。

新聞是鏡子 記者是持鏡人

真相也許複雜,利益團體時刻想把事實掩蔽、觀眾喜歡自行解讀、媒介資訊花多眼亂,這正是記者出場的時候。如果新聞是一面鏡子,記者就是持鏡的人,天底下萬事萬物,就是由記者選取題材,移鏡走位,聚焦反射,把實況告知讀者。踏入資訊海嘯的年代,信息量浩瀚,價錢卻低廉;資訊真偽難辨,更非完整;眾聲喧嘩,變作噪音;人們難以取捨,越多越亂。記者作為持鏡人的角色,聚焦重點,去蕪存菁,更形重要。

講理想就要付出代價,傳媒行業內,由高至低,都慨言理想被老闆「食硬」,擺明剝削,睇死你捨不得走,也許,這是任何一個多姿多彩、有吸引力的行業皆存在的普遍現象,但其實大家不必心灰意冷。

近來同業「逃亡」者眾,清楚擺在眼前的是,在財金界、政商界、公關界、教育界、記者經驗一般受重視,論薪金,跳槽後很多人有長足增長;論經驗,記者的見識不會浪費,一切有用武之地。再看清楚,所謂「逃亡潮」,不少人仍在傳媒行業拼搏。最近,財經新聞有異動、免費報章又有新競爭者、數碼廣播快進入戰國時代、新免費電視牌照也箭在弦上。機會不絕,求才若渴,只看大家有沒有能耐好好把握。

記者生涯原是X,X是等、是賤、是真、是Y或Z都好,那是一個自己填進去的代號。有一點可以肯定,無論X是什麼,記者生涯的豐盛與多姿多彩,X可能性之多,其他大部分行業無可比擬;記者使命之神聖,雖然大部分人未敢無時無刻宣之於口,卻正是我們明知山有虎,都要勇往直前的根由。

好了,也許有朋友會問,說得那麼偉大,我為何也成為「逃亡潮」的一分子?只能說,我從來是一個「坐唔定」的人,在同一家公司待了二十年,是一個不小的奇跡;美好的果實已嚐過,能做的事已做完,應是離開的時候。離開一家傳媒機構,不代表離開新聞行業;離開工作二十年的公司,只代表一個新的開始,踏進一個更自由、更真實的空間。


兜兜轉轉 逆潮回歸

古治雄 香港記者協會執委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這兩年,行內最常聽到的消息,是行家跳槽。某某行家轉行到某公司,某某又考到政府工了,在惋惜之餘,行家普遍的第一反應是恭喜朋友甩難,傳媒工作者處境之難可見一斑。但在離開的人潮中仍有人逆潮而歸,他們為甚麼要回來?

曾任職明報的吳卓盈,07年轉職政府新聞處,當年她做了幾年記者,一度覺得事業發展一般,見到新聞處的招聘廣告去信應徵,政府工由應徵到確認請人往往需時,通知她獲聘時她已「無左件事」,走不走?

新聞官薪酬高,她當時覺得,再當記者很多年後也不會達到新聞官的月薪水平,新工作太引誘,其次是工時問題,「當時知道自己未做夠記者,但記者工作一周五天半,每日工作十多個小時,無哂自己時間,放工提唔起精神約人、看書、睇電影,無乜私人時間」,「人工是第一因素,但係覺得工作以外,亦希望多點時間,多點自己生活。」就這樣,她由記者變成了新聞官。

政府工人工高、福利好,記者薪酬偏低、工時長,但記者轉工是否能夠適應,也要看個人性格。吳卓盈說,記者的技巧在新聞處用得著,「比如記者問問題,原來官員未必知道記者想要甚麼答案,」記者憑著問題,可以猜度對方想做甚麼新聞,可以向官員解釋應該回應甚麼才是「中point」,令雙方不致有誤會。

但新聞處和報社最大的分別的,是辦公室氣氛,「以前報館好熱鬧,會有人傾計,傾下新聞,但外面的辦公室大家係唔講野的,office只有電視聲。」新入職的助理新聞主任要每天比報,吳卓盈說,看報紙甚至比以前做新聞時仔細,「以前工作忙,新聞反而看不足,那時看得更認真」,但相較高級的新聞主任,她的工作算是較少,「大概四分一時間無order,於是不斷睇台check野」,她自言,以自己的性格並不習慣。工作落差太大,做記者是全主動,由找故題、搜集資料、找人訪問、找angle到寫稿都有頗大自主權,在新聞處則被動等記者問題、等待上頭指示。吳卓盈覺得很壓抑。

不足一年,她就決定回流傳媒行業,論人工是沒有減少,犧牲的是政府工穩定的加薪點,「做傳媒一定加唔到咁多。」

現時在有線電視任職記者的黃潔慧,自言自小就是「電視精」,畢業後在電視台任職記者,「公司其實對自己不錯,學到的東西很多,但做了許多年,要學的東西已差不多熟識了,就想出去看看世界有多大。」

當時黃潔慧的舊同事轉職迪士尼任職公關,介紹她轉工,「記者轉公關,好似係好自然嘅事,就轉左過去。」

但新工作是她意想不到的辛苦,「當時迪士尼打算重新打造公司品牌,好多野做」,當時傳媒關係組只有兩三名同事,每隔一個星期就要帶著職務電話,「24小時on call,總之有事就要回答,甚至是睇緊戲、同朋友食飯,接到電話都要立即工作」,在街上找一間咖啡店對著電腦數小時實屬等閒,她表示記者可能不會明白,平常一個簡單的回應,為甚麼公關都要等幾句鐘才能回覆,「要等公司內部許多人看過沒問題後才可以出街,萬一有人開會唔得閒,就唯有等待,是機制如此。」

不用帶電話的日子也不輕鬆,每天早上六時就要起床,「未洗面、未刷牙就去睇報紙」,公關要細閱當天所有報道,凡是涉及公司或董事的報道,都要記下,然後撰寫一份報告,在管理層上班前提交。

工作雖然艱苦,但回歸傳媒的最重要原因,還是因為想清楚自己的志向,「做了年多已企穩陣腳,清楚公關事業可以點發展,但發現自己未必想咁」,她表示,公關的服務對象是個別公司,記者的服務對象卻是公眾,加上她是兼職的辯論教師,記者工作和事業有關,便決定即使要減薪,也回巢任職傳媒。

站得遠看得清,黃潔慧說,只是離開傳媒一段時間,就發現傳媒氣候改變,「以前好多機會和空間做新聞,我就試過一個月出七次trip去外地,記者生活較精彩」,她指現時電視新聞更追求速度,記者做完一單新聞,往往放下材料給同事處理,就趕往下一單工作,「新入行記者,成日要負責扑咪、等人,很難成長。」

作為過來人,她說如果身邊有同事、行家打算轉行,她仍然覺得是好事,「傳媒以外的世界很大,很應該去體驗一下」。很多傳媒老闆甚至前線傳媒工作者,都有一種想法,認為記者的職業高尚,因此即使降低人工也要入行,黃潔慧直斥這種講法是愚民政策,「其他工作沒有理想?教師就沒有理想?做工程師沒有理想?」

在香港社會,記者的社會地位不見得比教師、工程師等更高,但人工更低卻是事實,「如果有理想可以補償超低人工,但某些傳媒老闆人工高、福利好,點解佢地的理想又值錢?」黃潔慧認為,「記者有理想、所以人工低」,不過是老闆想出來,把對員工的剝削合理化的堂皇藉口。

吳卓盈也認為,只要有熱誠、正直地把自己崗位的工作做好,甚麼工作都可以是有理想的,「記者應該去掉自己頭上的光環,爭取更佳待遇」,展望將來,如果傳媒工作環境不改善,兩位女將也坦言,不確定能否視記者為終身職業,只能期望傳媒明天會更好了。


深深愛過 無奈分離

阿文(化名)

[ENG]記聲2011年4月號】我沒有像那位畢業前自行儲五萬元、一心要到明報當記者的女生;也不是那些讀書時已立志要跑新聞的人,我沒有那樣高尚。我進入新聞行業,三份一是興趣,三份一是幸運,餘下的,是生活需要使然吧!

二零零三年畢業,主修理工科目,因愛寫作,愛創作,也愛看新聞,於是副修新聞及傳播系,當時選了很多有關廣告的科目來唸,貪其有趣好玩,想想廣告橋段便能交功課,多好。當然,也唸過一些新聞學的基礎課。

二零零三年畢業,當年大新聞特別多,伊拉克戰爭、沙士襲港、張國榮自殺、「七一」五十萬人上街、屯門公路巴士大車禍…都堆在一起發生。當時的整體氣氛很差,人心惶惶,連期末考試都因沙士而取消,只是交論文和期終報告便成了。

呆在宿舍,不用上課,卻為前路而徬徨。開始寄出求職信,跟本科有關的幾十封全無音訊,反而「搏一搏」,寄給兩家電子傳媒的,卻收到面試邀請。然後,誤打誤撞,過了幾關,進了其中一家,便開展新聞工作者生涯,入行人工八千元,半年試用期。當時在想,亂世之中,起碼在畢業前能找到工作,且富挑戰性,縱然未知自己是否幹得來,反正年輕,就先試試看吧。

新聞業有種魔力

像戀愛般,一段關係開始時,總是新鮮非常,每事每物總讓人興奮:到普通人到不了的地方,能跟不同人物交流對談,甚至當面質詢領導人,做Standupper,現場直播,見證眾多新聞事件,寫進歷史,甚至親身參與,實在令人覺得這是一份有意義,有趣味,又能增長知識的工作,比起炒炒賣賣來得有價值。

此外,再加上前輩們的諄諄教誨,灌輸新聞業者的使命:要把跟公眾有關的事,快速地以最能讓公眾理解的方法,告訴他們;甚至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那段時間,是我最專注的一段時間,每天都在想該如何把新聞做得更好,甚至有一本小筆記本,每天下班回家,就把當天的得著寫下,留給日後參考。

不過,沒有堅實的新聞學根基和實習的經驗,以及沒有勇往直前和臉皮厚的性格,亦曾讓我無限沮喪:採主責罵、同事竊竊私語、老闆訓話、行家怒目而視、被搞事者利用、遭有心人欺騙、意外事件家屬的指責,被惡人嚇唬...  一切一切,令自信心跌至谷底,也開始懷疑留下來的價值。

曾有好幾次萌起了退堂鼓的念頭,想到不如就這樣算吧,大不了回歸老本行。再加上不穩定的上班時間,日夜顛倒,有時也要通宵,又或者晨早六時許便被徵召做突發新聞,之後下班前被派到前線,一直留守到最後,留意事態發展;當然,也不消說周六周日,以及大時大節例牌要上班這些事情,許許多多的,讓人感到疲累萬分。

「現實」是第三者

話雖如此,但自己卻還是繼續幹下去,因為當過新聞的人都知道,新聞行業有一種魔力,讓人不斷沉迷;何況,我也已經回不到過去了。

然後,我被調派到不同組別工作,雖性質不同,但還是繼續每天為觀眾帶來新聞,仍舊告訴自我感覺良好。不過,每次舊同學聚會,看到做其他行業的同輩入息日漸豐厚,自己卻捉襟見肘,心中都不是味兒。當時心想,自己的成績也不算差,如果當時選擇金融業,說不定也有不錯的收入,不用每天左算右算可以如何減省開支。十分阿Q的我當時安慰自己,做個新聞工作者,能掌握時事脈搏,能了解社會狀況,能暢談國家大事,像是每事通曉,實在有意義得多。
 
但夜深人靜時,總會很糾結,為什麼一份需要優良語文水平、邏輯思維、批判能力、「執生」技巧、克苦耐勞,甚至有性命危險的工作,會有如此低的市場工資水平?就因為市場上供過於求嗎?就因為不斷有新血湧入嗎?就因為不能為公司帶來收入貢獻嗎?還是傳媒老闆覺得經驗和質素不重要,以致沒有提高薪酬去留住人才嗎?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新聞傳媒生態,會讓人心灰意冷。我當時工作的機構還算能守住傳統價值,也贏得同行口碑,但讀報紙對新聞的取材角度,則越見嘩眾取寵,訴諸煽情,漸不見持平客觀,細述事實。跟一些同行談過,大家都有所共鳴,但要去改,都說有心無力,要麼工作實在太忙,要麼人微言輕,要麼老闆們以銷量決定一切,結果情況還是依舊,沒有改變。

還有自己當時被編配的崗位比較少機會外出採訪,慢慢覺得自己像是跌入舒適地帶,開始變得懶惰,不想思考。我不能接受這樣繼續下去,於是便決定出走,繼續進修,希望充實自己,把新聞做得更好,也看看這個繽紛世界。結果,在零八年,我離開工作了五年多的機構,跟新聞行業分開了。之後轉行當上處理媒體關係的公關,待遇提升了,但工作性質和內容,當然不能跟以往多姿多采的工作相比了。

跟舊戰友聚會時,常被問到會否重投新聞行業的懷抱。我每次都說,我不知道。其實心底裡還是有渴望的,但我也很清楚,當記者是不可能有現在的待遇水平。我也想為這個行業薪火相傳,但要先繼續燃燒自己心中的那團火,以記者行業拿的那份柴薪,恐怕很難。畢竟,人越大,要照顧的人也越來越多,負的責任也越來越大。

我想,我跟新聞行業的感情是真摯的,也有好好付出過,想過用心經營,但最後還是決定離開,只能說是無奈吧。如果硬說這段感情有第三者的話,第三者的名字,也許就叫做「現實」吧!


兩年游走 點滴心頭

陳耀強 前<大公報>記者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選讀新聞系時,希望成為一名對社會有貢獻的記者,但家人並不支持,他們希望我畢業後能協助做生意。08年大學畢業,費了不少功夫,才能說服家人,順利當上記者。

在成報當實習記者時,已明白這行的薪酬和工時不成正比,但我的薪酬待遇已較很多畢業生為好,工作也極富意義。社會上有很多弱勢社羣需要我們的幫助,作為無冕之王,亦負起監察社會的責任。我希望透過筆桿,促進社會的發展,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兩年後,我離職了。對比行內身經百戰的前輩來說,兩年資歷當然不能比較。兩年來,預算案、施政報告、法庭和不同的「故仔」,甚至臨時攝記都做過,也認識了很多行家和朋友。

有人抱怨,行工時太長,OT沒「補水」,難以長做。但說實在,工時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問題,只要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現實總是殘酷的,這些工作的經歷令我對新聞界有不同的認識,明白報紙是如何挑選新聞題材;對政治的認識也增加了。

轉行助家人做生意

我一直也沒有清楚想過離開的問題,從沒有預計過會太早轉行。現在離開,「錢」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份新工作,讓我可迎接難得的挑戰;我決定加入幫忙經營家中生意,長駐海外;轉行對我來說,能夠幫助維繫家庭關係。

當然不排除日後會再當記者,但貢獻和回饋社會發展,並非只限於新聞界。有一次回到內地採訪,遇到一位專門採訪兩岸新聞的前輩,閒聊時始知道他是校友,他告訴我,這一行原來有很多師兄已十分資深。這位前輩解釋不少校友長期在新聞業界工作,除了喜歡這工作外,許多人亦因為難找到其他工作,故此繼續留守,反而間接為行內留住有經驗和人脈的記者。

有人說這一行的行頭窄,難有出頭天,但我相信並不是說「行頭闊」,工作前途便會好點,並不是說,轉了行,三、兩年間晉升為經理,月入數萬元,前途便一片光明。機會需要自己把握,也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平心而論,一個記者的價值並不在於每天所做的採訪數量,而是在於所寫的報道的意義和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有年輕記者因採訪四川地震表現良好,即獲升職。 記者的工作辛苦,也不是有許多金錢回報,工時長也影響記者兼顧家庭和工作,但只要這工作能讓你繼續找到自身的價值,還是值得幹下去,也未必一定沒有前途。引用昂山素姬早一句說話:「我們必須學懂活出自己的生命」,才是任何行業必要的座右銘。


解開自我審查的金剛圈

陳曉君 外國媒體研究員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這是一道很短,但很深很新的疤痕。

我拍拍她的肩膊,一滴淡紅色的水沿著她的臉頰緩緩落下。

是淚水,還是血水,其實我分不清。

「又一篇報導被『槍斃』了。陳小姐,你幫忙一下,找外地媒體幫我把做好的新聞發出去吧!」

這名內地記者,挺直身子坐在咖啡室的沙發上,手握著她工作單位的報章,告訴我她每天工作,就如冒著槍林彈雨:被保安員毆打、被金錢利誘、被編緝「槍斃」報導……在一條窄得不能想像的夾縫中,為人民發聲。

當世界各地記者努力找獨家新聞時,有一些角落,記者卻把自己努力做好的獨家報導通過其他記者,發放出去。

其中一個角落就是中國。

根據國際記者聯會最近的調查指,中國官方去年發出多項禁令, 禁止內地媒體披露關於公共衛生、自然災難、貪腐及民間維權活動等報導。較開明的《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報》的終審權亦已收歸廣東省宣傳部。以往以廣州為基地的報章,可以報導北京的黑監獄或河南的煤礦爆炸。但這種「井水可犯河水」的異地監督報道,已成泡影。

「保護」記者 「善意」阻撓

有幸地,在相對自由的本港及外國媒體工作的記者,在內地採訪時或許不用為了工作以致頭破血流。但面對的,是一浪又一浪「善意」的阻撓。曾經在雲南西雙版納報導有關大規模種植橡膠樹而破壞當地生態時,官員說出於「關心」,為了「保護」記者的安全,硬著要跟你一起採訪,直至記者離開。也曾在訪問數名於一家大型外資電燈泡工廠工作,中了水銀毒的工人後,接過多個匿名電話,告訴我「不要繼續採訪,要不然會害得他們(受訪者)很慘。」那刻,我不禁慨嘆,原來水銀再毒, 也毒不過人性。而每次那些「大阿哥」來襲時,相信記者們都會問,究竟我們的工作是幫了他(被訪者),還是害了他?

但無論當地政府或公安機關怎樣介入記者的採訪也好,在中國,記者的最大敵人,往往是自己。由於記者的通訊設備長期受監視,加上對《保守國家秘密法》「國家秘密」之定義含混不清,記者因缺乏安全感而不自覺地自我審查。

但《南方都市報》創辦人程益中早前在香港的演講中指出,「真正的禁忌是不可以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其他是可以變的。」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包括報道支持分裂共產黨的意圖,預早披露未發放的政策致國家利益損失等。 其中一條潛規則是,只要內地報章有報道的,境外記者是可以採訪的。

少接觸內地媒體的人誤以為內地媒體都是「喉舌」,只會報喜不報憂,但皮革奶、多次為村民上訪的浙江省寨橋村村長錢雲會之死的報道也在內地廣泛流傳。在中國,記者要做的,是程所指的「在不違法的情況下,用盡言論空間」。

以上種種,為在內地工作的記者帶來不少挑戰。但記者還要面對不少「思想衝擊」。落滬一年半,部分來自香港的銀行家、地產商及廠家都異口同聲跟我說,「你這些80後,只懂批評,你們根本不明白中國國情,哪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問題?現在當記者的,要客觀一點。」

對不起,我不知客觀為何物,我只會為事實,人民須知的事實說真話,因世上是沒有完全客觀的報道。商界的朋友是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他們這樣說,無可口非。我們只是站在不同位置看事情。

什麼也是 什麼也不是

直到遇上曾於1989年6月到北京採訪的前行家,他跟我說,「這些年來,中國某些省份是有選民直選鄉長。 再說,『我爸是李剛』的回響以至裁決都是一步步社會進步的鐵證。你不能要中國一時三刻改變過來,我同意它有很多問題,但我對中國很有信心。」

他的一席話,我想了很久,對於前者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對於一個見證過八九民運的記者,又看見今日一個又一個的維權人士被打壓,他還會有這樣的想法,我不解。我是否真的只鑽在看不好的東西,我是否沒有客觀看中國呢?

所以,在內地工作的記者,會不停問自己該如何從這「要客觀」的籠子中跳出來。更困難的,是怎樣理解中國的複雜性。一分鐘前看見當局「和諧」了劉曉波的報道,一分鐘後卻得悉中國中共退休元老上書要政治改革。一邊廂對著黃浦江,聽拿著紅酒的上海暴發戶怎樣說「中國明天會更好」。及後跟他說「讓子彈飛」,他卻滔滔不絕跟我說電影如何道盡中國社會道德衰落,並計劃申請投資移民,拿外國護照傍身。這些兩極在這個空間交錯,你看見的,聽見的,好像什麼也是,什麼也不是。

在上海待了一年多,北上前告訴自己希望本人回歸香港之日,能用一個新的角度看我們的祖國。其中一個新角度,就是怎樣了解中國的複雜性 ﹣ 要如何屏棄普遍港人,對中國那種非黑即白,即中國只有農民或買LV的暴發戶,被洗腦的同胞或維權人士的二元對立思維。而唯一能紓解這種困惑,就是多看、多聽、跟官員打交道了解來年政策方向,也要與樓下報紙檔阿伯「吹水」打探民情。收集的可能是南轅北徹的觀點,但要有一個廣闊的胸襟從多面接收資訊。而多看的同時,要對某些普世價值觀有所堅持,包括基本人權、言論及宗教自由。我相信,經過時間的洗禮,定能從這個困惑中走出來。

踏出咖啡室,風和日麗,看見一道曙光,為只有零度的上海增添少許溫暖。但只要閉上眼,聽到的卻只有一連串具壓逼感的地盤打樁聲及嗅到路上的廢氣。原來現今我們面對的,是誤以為自己活在太平盛世、卻處處隱藏危機的時代。

跟那位記者臨別前,她跟我說:「真希望通過與你的結識,能讓你帶領著我趕往記者世界中的另一扇門,呼吸從未有過的新鮮空氣。」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祖國,記者們,原來要學懂怎樣細看風雨雖放晴。


駐京記者所為何事

陳妙玲 香港電台中國組記者

[ENG]記聲2011年4月號】若因為劉曉波,中國人要記住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日子); 那對香港記者,尤其是駐京記者來說,這一天也是個需要記著的日子,因為又有一名駐京記者在內地採訪時遇襲。當日一名同事在北京大興一個小區,企圖採訪「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家人時,被小區居委會大嬸掌摑。究竟駐京記者做了什麼,惹來被打?

這個問題,要先由本質上反思。現時內地仍視「新聞工作者」是宣傳、唱好的機器,遇到天災人禍或涉及貪腐問題、上訪維權事件,官方多希望「低調」「維穩」處理,自然會明刀明槍阻止記者採訪。我們本於報道事實真相是記者天職;千方百計接觸受訪者是我們的責任,於是與真執法者或偽執法者(例如保安、居委會或是身份不明的黑衣人)周旋,「鬥智鬥力」才能完成採訪,這幾乎是每個駐京記者的必然經歷。更有前輩行家笑言,未試過被捕或寫悔過書,不能算是稱職的駐京記者。

當然,我們毋須為「稱職」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上行」,與人家正面衝突。如何能避開當局耳目,成功採訪而逃過被動式「捱打」一劫?確實要臨場反應和應變,這自然要經驗支撐。
 
「二無」闖京

駐京記者經常要在「無支援、無資源」下單打獨鬥,故此,以往的駐京記者多是機構內,甚至是行內獨當一面、身經百戰的資深人員。駐京記者的「銜頭」,猶如對記者工作能力的肯定,是新生代記者追求的目標。

隨著前輩和較有經驗記者轉行或離開,駐京隊伍亦由「身份象徵」變成「迎新營」。在普遍成員的資歷、經驗都不足的情況下,駐京記者的採訪題材和報道已鮮見有「帶領潮流」之作;因為缺乏安全,但求人有我有、綑綁式採訪的新聞則佔較多,導致報道內容越趨單一。這不能怪誰,而是行內文化,作為前線一員,倍感無奈。

必須承認,「隨波逐流」也是克盡己任的一種態度,但習慣性綑綁式採訪,在缺乏競爭的採訪環境下,記者難以透過互相切磋和較量,達到「知己知彼,天天進步」的效果,以致要完成非常任務時,往往欠缺警覺性,身陷險境也不自覺。

俗語有云:「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當了駐京記者五年,有幸經歷駐京記者的「改朝換代」,尚有機會被前輩教訓和傳授秘訣:見機行事,小組滲透,速戰速決;忌大伙行動、猶豫不決;遇險時,即時通知公司,同時要保持冷靜,設法保留證據。09年9月新疆動亂時,香港記者被打,若不是有片為證,香港記者肯定要在事後多捱一拳:被當局蒙上「尋釁滋事」的不白之寃。感謝前輩的努力和機警,讓真相大白。

小心被統戰

除了一眼關七,幾年駐京生涯讓我學懂分清是非黑白的重要。在北京,「誘惑」的確不少,一不留神,便很容易「被統戰」,加入「記者會記者」之列,淪為宣傳機器。

反觀內地行家,部分人近年已變得十分進取,努力掙脫宣傳機器之名,只是受環境所限,無法報道涉及敏感題材的新聞。前年出席衞生部記者會時,一些山西疫苗受害者家長在門外示威。一名內地行家對我說,在中國這片土地,若香港記者也不理,他們的冤便無法申訴。

說的也是。相對而言,香港駐京記者較內地行家有更多的權利,我們有義務彌補他們不能觸碰的部分。這是義務,也是責任,共勉之。


吃在報館趕稿時

冼韻姬 記者之聲編委會成員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食飯喇!」電話裡的外賣嬸嬸,不像平日來電說「外賣到」,她在瘋狂搶鹽的日子,換了親切的對白,提醒頭昏腦脹的記者,在失常的時候,還是要正常地吃飯。

記者沒有標準工時,沒有固定吃飯時間,有時死線當前,不是對著電腦趕頭趕命把飯餸菜汁倒進肚裡,便是等到半夜下班,才把宵夜當成晚飯來吃。

當然,稿不趕的日子,記者自可吃頓安樂茶飯,只是安樂茶飯不一定可口。坐落在堆填區的蘋果日報,五樓飯堂由「扣飯鐘」集團經營,有人覺得其賣點是無論什麼菜色,都獨沽一種鹹味,亦有人反指其食物一啖有味,一啖無味,總之有味勝無味。

蘋果飯堂另以咖喱、熱狗和三文治馳名,皆因此等食物多次令人嘔吐及腹瀉,還有盛惠30多元的乾炒牛河,曾隨盒附送數條用來洗鑊的竹刷竹籤。

蘋果人戲言在飯堂吃飯形同在堆填區吃垃圾,蘋果工會曾大搞擺食行動,又多次要求飯堂改善,但始終未見起色,現已到了臨界點,有人寧願吃杯麵都不肯去飯堂。

有別於堆填區報館坐困飯堂,位於筲箕灣的星島日報,入夜後不時拉大隊到東大街開飯,除了「叫餸食飯」,還可吃碟頭飯和車仔麵,一般30多元有交易。各處食肆都狂加價,但那裡仍有24元的三餸車仔麵,且份量絕無欺詐,連男人都可填個飽肚。

除了美味與選擇並重,東大街還有闊佬茶餐廳老闆,話說他會在農曆年向相熟的星島記者大派利是,每封50元,但今年星島記者預備再去逗利是的時候,老闆卻說他們錯過了時機,可能明年逗利是要趁早了。

至於位於鰂魚涌的大公報和經濟日報,則倚靠七姊妹道及英皇道一帶的茶餐廳維生,那裡有牛腩麵、瑞士汁雞脾飯、海南雞飯、雞扒烏冬、蕃茄薯仔豬扒蜆殼粉,選擇看似多,但年年月月吃外賣,重重覆覆那幾味,不同的只有不時上調的價錢,即使選擇再多,還是變得愈來愈難入口。

為了抗衡難吃的飯堂或外賣,不少記者會帶飯,有人甚至想過自備飯煲煮飯。其實在報館煮飯並非天荒夜談,昔日明報曾有包伙食福利,早在報館設於北角的年代,明報人每日傍晚齊齊開餐,上至總編輯,下至實習記者,人人不用付費,夠鐘便埋位吃個夠,每圍三餸一湯,手快有手慢無。

曾埋過位搶過餸的明報人憶述,餸菜味道相當一般,平日會有叉燒炒蛋及茄汁煮魚等菜色,遇上做芽才加碟午餐肉,一度令人懷疑負責包伙食的「肥伯」打斧頭。

搬入柴灣初期,明報仍維持「大鑊飯」傳統,直至九十年代初才告終,但明報至今仍為記者提供飯票,每人每日13元,可到報館一樓飯堂使用。然而,這飯堂質素似乎與蘋果飯堂不相伯仲,聽聞新入職記者未過試用期,先要經歷腹瀉期。

與蘋果及明報令人「回味」的飯堂相比,南華早報較為不同凡嚮,其大埔廠房飯堂,每天下午茶時段,都派出「Tea Lady」(見圖)到銅鑼灣辦公室,推著車仔賣咖啡、鬆餅和三文治,前任「Tea Lady」還會與記者閒話家常,細心緊記各人口味,因此深得記者歡心,可惜這位「Lady」現已退役。

若要再說記者在報館吃的苦樂,恐怕還要多寫三千字。在此輻射飄搖的日子,但願各位行家,不要輸給鹹,不要輸給淡,也不要輸給加價和被扣的飯鐘,無論稿多趕,都要緊記每日吃兩份水果三份菜,保持健康的身體!


越吹越濫 吹倒吹風會

莊曉陽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ENG]【記聲2011年4月號】據本刊向記者收集的資料,由去年十二月底至三月底,政府一共召開九次閉門新聞簡布會。這些簡布會形式各有不同,有的是是在官員做簡短訪問後(即Stand up)召開,有些是記者會後的背景資料補充,有一次是官員茶聚。

規劃署解釋環珠江口規劃的簡布會沒有電子傳媒參與、全程不准攝錄,但可以具名引述。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勞工處的簡布會,記者可述官員名字,也可以在會前及會後拍攝,所有傳媒也獲邀參加,與記者會的唯一分別是過程不準攝影及錄音。

記者會方面,撇除天文台就天氣、及海關行動的宣佈,過去三個月有約二十次記者會(見表),而不少屬於例行的新聞發佈,包括候任官員會見傳媒、部份回顧過去一年的工作、及財政預算案的記者會。

一些重要及市民關注的政策,例如跨區工作的交通津貼、骨灰龕用地、及西九龍設計方案,政府都沒有召開記者會,而是先安排負責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做Stand up,然後再有官員在閉門簡佈會解釋。根據傳媒翌日的報道,除了環保局及西九龍的簡佈會以「消息人士」引述外,其餘的閉門簡佈會都以「政策局發言人」講解。

事後的「吹風」並不止一場。綜合記者透露,環境局於一月四日記者會後先召開一場「吹風會」與記者再深入解釋政策,然後再安排與傳媒高層的飯局。西九龍設計方面,唐英年回答問題後,西九龍董事局的成員更安排兩場吹風會,第一場給前線記者、第二場給傳媒高層。

或許因為閉門簡布會越開越濫,會上所談往往也不是石破天驚的內幕,並不是所有傳媒機構也會派出高層參與。例如《蘋果日報》,當天是由同一位記者,連續採訪唐英年的講話及兩次閉門簡布會。


多點記者會 少點吹風會

據記者透露,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於二月二十八日安排茶聚,但談及公屋輪候冊的內容可以報道、談及樓市和置安心只能引述消息人士。

至於規劃署的發佈會為何只邀請文字傳媒參加,但又不准拍攝,署方發言人解釋,署方是因應「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研究的報道引起公眾關注,署方收到其他報章的跟進查詢,當中有表示對研究內容未充份掌握,所以才就有關查詢解答。
署方發言人指,同日也發出新聞稿,向傳媒及公眾闡釋該研究的目的及重申署方繼續聆聽公眾的意見。

發放消息的目的是讓市民理解和明白政策,也是政府應盡的責任。期望政府少一點閉門簡佈會,多一點召開全程可以攝錄的記者會,這才是對市民知情權的最大裨益。


《星島》及《頭條》邁向五日制

莊曉陽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ENG]【記聲2011年4月號】自去年六月起,《蘋果日報》和《經濟日報》開始試行五天工作制,《明報》也積極研究和準備,五天工作成為大勢所趨。可喜的是,星島報業集團於三月底宣佈,由四月一日起將會試行新制,在《頭條日報》、《星島日報》和《東周刊》每月增設一天「不上班日」,讓員工一年多十二天假期。

星島報業集團旗下有三份報章,由於《英文虎報》早已實行五天工作,該報的員工則不會受惠。「不上班日」制度於試行六個月後檢討,但三間機構的實行方法各有不同,《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則安排每個月三個短周、一個長周,以邁向落實五天工作,細節則由部門全權決定。

明報未聞樓梯嚮

《東周刊》方面,編採人員過往是周日例假,周二出書當天放長短周。部門主管可自行決定「不上班日」的安排。以時事組記者為例,「不上班日」設在每月第一個星期二,而該天是例假的記者,則可於月內其餘的星期二補假,但若果每月的「不上班日」有大新聞發生,當天沒有例假放的記者都要上班,事後不獲補假。

一拖再拖的《明報》被《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爬了頭。《明報》原定計劃於本年三月為落實五天工作作決定,但到截稿時仍沒有任何消息。據知,因為財政預算案的餘波及日本地震等大新聞,令公司上下無暇處理推行五天工作的問題,同時停止執行每組每周要有多少「新聞點子」的硬指標。

有《明報》記者坦言,連《星島日報》都每個月多一天假了,若《明報》遲遲不落實五天工作,將進一步打擊工作士氣。

蘋果日報掀風波

《蘋果日報》的五天工作試行也有暗湧。本年一月十九日,《蘋果日報》管理層在無預告之下,以維持新聞質素為由,宣佈不會推行五天工作,回復每周平均五點五的工作安排,至於最終取消與否,交由部門主管決定。

事件引起《蘋果日報》內,甚至傳媒界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激烈討論。一名電子傳媒記者撰寫的《記者生涯原是賤?》的Facebook文章,短短兩三天累了近二百個Like,超過七十人留言回應。其他傳媒的新聞工作者大有唇亡齒寒之嘆,若連規模較大的《蘋果日報》,管理層都缺乏意志推行五天工作,其他報章更有理由不推行。

壹傳媒工會及記協於一月二十一日發聲明關注事件。記協呼籲管理層與員工對話和溝通,釋除員工的疑慮,不要單方面採取行動,並重申五天工作可照顧員工的福利,長遠有利維持員工士氣、挽留人才,提升新聞質素。

壹工會代表於一月二十四日與《蘋果日報》社長董橋等管理層會面。據壹工會於會面翌日發表的聲明,管理層會上強調,報館的長遠目標是在各部門落實五天工作制,報館會繼續試行半年,然後檢討成效,但這段期間給部門酌情權,在不影響新聞質素的前提下,由部門主管可以選擇回復舊制,或繼續推行五天工作。

經工會的調停後,各部們因應新安排選擇,目前的情況是港聞、攝影、財經、外電、娛樂、突發外勤和中國組的記者繼續實行五天工作,突發的留館記者、副刊記者、編輯、美術等部門則改回平均每周五點五天的安排。

本刊希望各報館的管理層明白,充滿怨氣、士氣低落的編輯室也不可能寫出好的新聞,只有讓記者有多些工餘時間休息、吸收和學習,擁有廣大勞工已享受的周休兩天待遇,並增聘人手分擔工作量,落實真正的五天工作,而不是以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數字計算方法,把更長的工時壓縮在五個工作天,這才可以提升員工的士氣,確保新聞質素。


有線新聞雪前恥 重奪記協盃

[ENG]【記聲2011年4月號】萬眾期待下,第二十六屆記協盃足球賽終於在一月二十九日結束,兩場決賽、冠軍戰和季軍戰產生了十三個入球,讓觀戰的球迷大飽眼福!去年飲恨屈居亞軍的「有線新聞」以四比零擊敗「蘋果日報」,重奪記協盃的冠軍。季軍戰中,由體育記者組成的「Hartiend FC」則以五比四,險勝上屆冠軍「柴娃娃」,奪得記協盃季軍。「蘋果日報」的馮國康則以十二球榮膺本屆的神射手。

有線電視執行董事趙應春、新聞總監馮德雄、蘋果日報主筆馮偉光有親臨現場觀戰,為自己的球隊打氣。有線電視的球員更帶同攝影機,即場直擊及採訪記協盃,趙應春與馮德雄接受訪問時大讚球隊表現好,馮德雄更說:「今年的花紅出得唔係幾好,但球員都繼續拼搏,希望公司的高層睇到啦!」

有關的報導已上網,大家可以去以下網址看:
http://sports.i-cable.com/sports_local/videoPlay.php?video_id=2096

同日更進行兩場友誼賽,與政府新聞處代表隊之友賽,記協代表隊以3:1擊敗新聞處代表隊。與澳門記者聯會的友賽方面,澳門記聯隊以3:1擊敗記協代表隊。

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副處長陳任慧芬、謝祥興、助理處長林羅寶蓮、梁文滔和葉潔英都有來到跑馬地球場為處方代表隊打氣。「有線電視」隊、「蘋果日報」隊、「Hartiend FC」隊、「柴娃娃」隊及馮國康,分別從陳任慧芬、謝祥興、林羅寶蓮、記協主席麥燕庭、及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李家祥手上取過獎盃後,亦告示今屆賽事正式結束。

本會感謝各傳媒同業的支持和參與,祈盼大家繼續鼎力支持下屆記協盃!


AM730加薪7% 花紅至少三個月

[ENG]【記聲2011年4月號】發達啦,發達啦!做記者都會「發」?根據免費報章AM730社長兼總編輯盧覺麟透露,他們的加薪和花紅是按公式計算,若要說一個平均數,本年的加薪是百分之七,花紅大約等於三至五個月的薪酬!看來最有良心、願意與員工分享成果的傳媒老闆要算是施老闆了!

其實,不少傳媒機構去年的盈利可觀,其中星島新聞集團盈利達二億四千萬創新高,電視廣播的盈利錄得十三億三千萬盈利,估計其他傳媒的業績也不會差;但很多記者加薪的幅度只有百分之三,連預期的百分之四點五的通脹也追不上。

本刊曾向一些記者了解,新城電台、星島新聞集團和文匯報本年的加幅是百分之三,無綫電視則至少百分之三,月薪低於一萬元的員工多於百分之三,經濟日報的加幅界乎百分之三至五。商業電台、蘋果日報和明報等,要待四月中至暑假才公佈。

不過,有些未宣佈加薪的傳媒記者透露,公司內已有人吹淡風,指日本地震及中東的戰爭,令外圍局勢不穩,以調低記者對加薪的期望,實在倍感無奈。


張老總派利是 人龍長達六米

[ENG]【記聲2011年4月號】大部份傳媒機構近年都採「年終無休」的運作模式,並在農曆年派發 「開工利是」,以示支持。綜合各方八卦消息所知,今年以《蘋果日報》最為慷慨,除了$100元開工利是外,按傳統向每名員工的出糧戶口派$300,作為給員工的團年飯錢。

最經典的利是, 莫過於在最近被列為政府部門的香港電台,港台行家今年亦一如以往,收到 「硬野」──兩大元利是一封。 TVB, ATV及CABLE的行家,繼收$20蚊。 印刷傳媒方面,信報、南華早報、東方開工利是$100。明報返跨年的同事 (返年三十至初一收工) 獲發100元利是,其餘記者收$20元。盈利可觀的星島及經濟,均一口價 $20。

不少機構都是由部組主管負責派利是,南早CEO郭小姐則親身派發。據知這是自南早去年突然一筆過取消員工花紅後,希望由郭小姐出動派金牛利是補數。

此外,聞說今年明報員工排隊向張波老總 利是,人龍一度由總編房排到茶水室,長達六米!


洪曉敬誕8磅男嬰 尹彥超榮升老豆

[ENG]【記聲2011年4月號】《蘋果日報》財經版採訪主任尹彥超最近榮升父親,太太洪曉敬於二月二十七日,誕下八磅的重量級男嬰!

洪曉敬擔任記者多年,先後在《星島日報》、《經濟日報》和《南華早報》工作,最近加入政府新聞處,而記者的工作太繁重、太辛苦,女士往往要退下火線後,才有時間生兒育女。她說,感謝上天給他們一個又重又大隻的嬰兒,望著他已經覺得相當滿足和開心。

餵奶照顧外,生孩子的另一難題是改名,倆口子目前仍為BB改名字頭痕!《記者之聲》祝他們的BB快高長大,一家三口幸福快樂。


Words From the Editor

Mak Yin-ting

[中文][Apr 2011 - The Journalist] “East Japan in ruins” against “Five fire engines working non-stop”.. These were the headlines of some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and Japan on March 18. The discrepancy in the focus between the two was just too huge to avoid controversy.

It originated in the meeting betwe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Naoto Kan and the special advisor to the cabinet, Kiyoshi Sasamori. After the meeting, the advisor said Kan complained that the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TEPCO) lacked a sense of crisi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ast Japan facing total ruin should not be ruled out by TEPCO.

Japan’s mainstream media did not regard it as a big deal. For example, Asahi Shimbun only put it in the later part of a report in the middle of Page 2 and did not even mention it in the headlines. The headline of the newspaper that day was “Five Fire Engines Work Non-stop”.
On the contrary, quite a number of mainstream newspapers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Taiwan, used “Ruin of East Japan Can’t be Ruled Out” as headlines. However, one could not find any explanation for the hypothesis, not least to say any mention of measures to cope with such a situation.

Some commentators criticized the Hong Kong media for taking things out of context and sensationalising. These commentators also praised Japan's media for its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straightforward reporting. However, I can't see how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fair comment. We must put these account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wo places and the readers they serve respectivel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are media resorting to sensationalism in both Hong Kong and Japan. However,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Japan is extremely cautious and conservative. They seldom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because it may lead to loss of membership in the 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 without which a media outlet is not entitled to regular official information.

I read the whole week’s Asahi Shimbun after the nuclear leakage in Fukushima. Apart from March 15, which headlined the possibility of a core meltdown, the anxiety and insecurity caused by the nuclear leak were reported in the inside pages, not as headlines, on all other days.
The focus was on the casualty and what actions were taken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TEPCO. The disastrous and dangerous consequences of the leakage were rarely mentioned, if at all, and there was no questioning of whether TEPCO had covered up. This attribute of extreme cautiousness is the stance of the newspaper to serve the Japanese people without causing any panic.

This stance is even more pronounced for Jap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NHK). As a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er, NHK has rich resources and some of their reporters are nuclear energy experts. However, it is in their culture to put more stress on the official view. So the main theme of the reports was to inform and calm the people: There are nuclear leaks but the public is safe. Actually, it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propaganda tone of China: There is a problem but the party will, or has, solved it.

According to Masato Kajimoto, teaching consultant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HK even had guidelines on words to be used. In the first two weeks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word “crisis” could not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earthquake and the disasters caused. More interesting, NHK used a delineated word “off the Pacific Ocean earthquake” and sometimes add the word “Tohoku” to “specify” the location. Such descriptions gave people an impression that Japan was not directly involved. But all of a sudden, two weeks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ban was lifted and anchors, reporters as well as commentators on NHK used the word “cri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decision to lift the ban was made by top management.

The technical professionalism of NHK is high but it is doubtful if NHK can uphold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ism in defence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Did NHK serve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Japanese people by its low-key approach to the disaster and its failure to alert the public to the severity of the aftermath of the nuclear lea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was criticized by the public and quite a number of them switched to the internet to seek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ed.

Problem of Quality

It is true that the Hong Kong media handled the remarks of Naoto Kan too loosely. At least, in citing the words, the local media should look into the context of the statement and seek expert views on the issue. It is totally unimaginable to predict that Japan might have to move its capital to some other location without any solid ground.

At this juncture, the quality, experience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local media are at stake. Since the remuneration for journalists is low and the workload is heavy, the dropout rate of journalists has been steadily rising.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half of the working journalists now have been in the field for seven years or less. With such experience, they are good at covering daily news whil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do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This may partly explain why investigative reports have become scarce.

More worrisome is the survey finding that 32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said they might leave the industry in two years’ time. The figure jumped to 60 percent if the time frame is extended to four years.

How can the sustainability of an industry not be at stake with such a high exodus potential? While vacancies can be filled up by fresh graduates, the loss of experience cannot be easily substituted. If the situation lasts for long, the decline in quality will become a necessary evil.

The Journalist interviewed reporters who intend to change career, those who have already left the industry and those who returned to it after a stint in another industry. Their feelings are mixed. They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deterior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feel helpless, but yet they are passionate and full of enthusiasm. After listening to their heartfelt voices, the senior managements and media bosses should have greater respect for those who stand fast to their journalistic work.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alarm bell has been ringing for some time. If the senior managements and media bosses still remain indifferent to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the death knell may ring soon.

United, we can stop this approaching death knell.


Brain Drain: A third of journos plan to leave within two years

Mak Yin-ting - The Journalist Editor-in-Chief

[中文][Jan 2011 - The Journalist] Low salaries and a high turnover rate is the norm in the media industry as far as journalis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re concerned.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situation has simply worsened. Even senior media workers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have recently moved out to public relations. Low morale and a sense of foreboding pervade the industry. According to a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survey, there are still many senior journalists in the industry, but half of those interviewed said they would like or have tried to look for a new job. Some 30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said they would leave journalism within a year or two. This high potential for departure has alarmed the industry. Media managements will have to face up to succession challenges and to maintai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s experience gives way to newcomers.

HKJA conducted the survey between February 24 to March 14, investigating the remuneration package of different kinds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views about job future. A total of 589 electronic and about 800 hard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sent to local mainstream journalists and freelancers. A total of 725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128 by fax, 116 by email and 481 hard copies. The survey response rate was about 55 percent.

The breakdown of the 725 respondents were reporters, 55 percent; editors 18 percent; team leaders or above 16 percent; photojournalists 9 percent; and translators 2 percent. Some 58 percent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degree holders, 16 percent were postgraduates and 15 percent were sub-degree holders. This shows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journalists is high. However, the male vs. female ratio of respondents was 51:47. This seems to contradict the general perception that women dominate the media industry and is lik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senior management continues to be dominated by men. The return rate from male journalists and the ratio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interviewed were both high.

High education level, low remuneration

Journalists say the turnover rate of the industry is very high. Many frontline media workers leave after three years. Colleagues seem to come and go so fast that there's hardly time to get better acquainted. The survey shows that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journalists with two years or less experience. They made up 22 percent of the total. Those with experience of two to four years' experience formed 38 percent. Those with four to 10 years' experience accounted for 23 percent. However, 29 percent of respondents have 10 to 20 years' experience while nine percent have notched up 20 years or more. This suggests that journalists tend to stay if they can get through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areer even if the salary is not high.

The poor remuneration is a common complaint of respondents. Some 12 percent of respondents earn $10,000 or less a month. About 41 percent earned $15,000 or less while 61 percent take home $20,000 or less each month.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earning less than $20,000 is the same as the percentage of respondents with experience of 10 years or less. A 10-year veteran journalist with $20,000 monthly salary can hardly go forward enthusiastically or aspire to greater heights in his career.

The 9 percent of interviewees with experience of 20 years or more does not necessarily correlate with the group earning $40,000 or more. It still shows that salary levels do not necessarily relate to working experience.

A difficult choice for most

In the circumstances, it is no wonder that most journalists find it difficult to decide whether to stay or quit the industry altogether. Some 43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y they “don’t know/never thought of it/hard to tell” when asked if they considered journalism a lifelong career. The number of respondents who answered ‘Yes’ and “No’ were almost similar: 28 percent and 26 percent respectively.

But while many said they had not made up their minds,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Some 31 percent admitted they had looked at job advertisements in search of another job outside journalism while 19 percent had actually applied for jobs in other fields. Only 47 percent said they did not look at or apply for jobs outside journalism. In fact, 31 percent actually said they would leave the industry within a year or two. (See chart below). The high percentage of those intending to leave ha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for the industry. Alarm bells should be ringing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pected time to stay in the IndustryNo. of Respondents Percentage
Less than a year669%
1.1-2 year16423%
2.1-4 years19928%
4.1-6 years8912%
6.1 years or above*16523%
Did not ans/Don’t Know426%
*including 50 respondents who di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s but have considered media industry as lifelong career

The reason why respondents want to leave the industry is obvious: Low salary. A total of 76 percent of 422 respondents said salari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are lower than other industries. Some 51 percent say working hours are too long with deleterious effects on their daily lives (See the chart below).


Reason of Changing FieldNumber of Respondents*% of Total Respondents of this questions *% of Total Interviewees *
Salary of Media Industry offered is lower than other industries31976%44%
Too long working hour, 5.5/6-day work affect work-life balance21451%30%
Uncertainty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18945%26%
Eager to develop other careers or study further12229%17%
Low Job Satisfaction 10224%14%
Poor atmosphere of the Industry and low social status9623%13%
Want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6716%9%
Others369%5%
*More than one answer could be chosen, so the number of respondents was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interviewees and the percentage would exceed 100%.

Succession difficulties

The low salaries have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high turnover rate in similar surveys in the past. But the ratio has now reached the highest in this survey. Every media management understands the situation. Some expect the aspirations of the journalist and the challenging nature of the job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w salary. Others use their limited resources as the excuse not to increase wages. However, one has to ask how such wishful thinking of management can be realized if staff enthusiasm is lost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pressure of livelihood increases as the staff get older? How will the industry retain experienced journalists?

Highly educated, enthusiastic journalists give up opportunities for making a decent living in order to fulfil their dreams, while managements prefer to take on inexperienced workers at low salaries rather than keep experienced journalists. It looks like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news is inevitable. One former deputy editor-in-chief who left the industry more than a year ago says that quite a number of TV news broadcasts now look like undergraduate projects. News storie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up or covered in greater depth are not. For newspapers, a senior journalist from the Mainland once asked me: “Hong Kong has a high degree of press freedom. I thought there should be many good stories. But why are the news stories so similar among the different newspapers? And I hardly see any investigative stories.” I really would like to ask him to put that ques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The most practical way to keep skilled personnel, of course, is through pay rises and reasonable working hours, or even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day week. Moreover, media organizations can use promotions to keep their staff. But these organizations invariably promote journalists to administrative work to ensure their positions are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duty. Bu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To Yiu-ming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promoting journalists to management levels could make them to consider media industry as their lifelong career, not every star reporter is capable of becoming a news editor. Promotion does not mean their talent would be fully utilized. Reasonabl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raining is more essential.

He added that the opportunities in frontline reporting are more attractive to such promoted journalists. For example, the journalist of Washington Post Bob Woodward, who reported the Watergate Scandal, i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newspaper, but there is room for him to continue writing stories and not merely handle administrative work.

I believe that the management levels of the media industry are ab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if they have the will to do so. 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of the managerial personnel would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fulfil public interest rather than just perform their routine duties?


How journalists at different levels see their work

"The Journalist"

[中文][Jan 2011 - The Journalist] Low pay, long working hours have, historically, characterised the media industry for journalists. In recent times some areas of the industry have become relatively better, others have declined. The reporter, mainstay of the industry, is worst off.

Of 398 respondents in our survey who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reporters, about 30 percent had been working for two years or less, more than half have been working for four years or less.

This showed that in their fourth year reporters generally give thought to whether to remain or quit altogether. Fewer senior reporters stay. Some 16 percent of respondents have been working for four to seven years while 10 percent have been working between seven to 10 years. However, reporters with 10 to 15 years experience made up 13 percent.

In terms of remuneration, the median is $12,000-$15,000, with 75 percent of respondents earning $20,000 or less. Only seven percent earned more than $30,000.

Assistant Professor, Dr. To Yiu-ming of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s Journalism Department noted that when 75 percent earned $20,000 or less a month this meant that a huge majority of newsmen had 10 years' experience or less. This showed that most reporters were not thinking of journalism as a lifelong career, unless they could be promoted to team leader or assignment editor.

Low morale among editors

The number of team leaders and assignment editors in a newsroom is limited. It is impossible to accommodate all senior reporters. Hence more reporters are considering quitting. (See Table 1.).

A total of 62 percent of reporters said they had looked at job advertisements in search of a job and applied for jobs in other industries during the last 12 months.

The descending order of inclination to look for another job is team leaders, deputy or assignment editors (40%), editors (40%), photo-journalists (31%) and highest management (24%).

It is surprising and worrying that 40 percent of the backbone of the media (team leaders, assignment editors and deputy assignment editors) are considering looking for work in totally unrelated fields. If they have no intention to stay, who will pass on the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to new reporters? Can they be depended upon to carry out instructions?

The morale among better paid senior management is not exceptionally high. And they are not young: 24 percent said they were thinking of working in another industry. Some 12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not consider journalism as a lifelong career.

Job Title (Number)Looking at job advertisements for a job in other industriesApplied for Jobs in another industryNone of the above

No answer

Reporter (398)149 (38%)95(24%)146(37%)6(2%)
Team Leader, Deputy and Assignment Editor (93)25(27%)12(13%)50(53%)6(7%)
Editor (133)31(23%)22(17%)77(58%)3(2%)
Photojournalist (63)13(21%)6(10%)43(68%)1(2%)
Senior management (Assistant Chief Editor or above, 25)4(16%)2(8%)19(76%)0
Table 1:Have you been contemplating switching to another industry in the past 12 months?

In fact, most people are thinking of leaving. According to Table 2, among different job categories, two to 11 percent of respondents thought they would quit within a year. This exodus of media practitioners most likely will happen after 12 months to four years. Among the various categories, 23-56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quit at this period. The inclination to leave is stronger among reporters and editors. Over 50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leave after 12 months to four years, much more than those who would quit after six years.

Job Title (Number of Respondents)Percentage thinking of leaving within a yearPercentage thinking of leaving after 1-2 yrsPercentage thinking of leaving after 2-4 yrsPercentage thinking of leaving after 4-6 yrsPercentage thinking of leaving after 6 yrs


Reporter (398)11%28%28%10%18%
Team leader, Deputy, Assignment Editors (93)7%14%27%13%35%
Editors(133)10%24%24%14%26%
Photojournalists(63)2%6%17%16%51%
Senior Management(Deputy Chief Editor or above, 25)0%12%16%32%32%
Table 2:Estimated number of years staying in media industry

Because some respondents did not answer, the total percentage is not 100 percent

Low pay, long working hours are the main reasons

The over-all trend is similar to the analysis in the previous article. Salaries in the media industry is lower than other industries with long working hours, 5.5 to 6 day week affecting work-life balance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for reporters to think of switching to other industries. However, there is a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or photo-journalists (79 percent), reporters (77 percent) and editors (63 percent), low pay is the main reason to consider quitting. For senior management (67 percent), team leaders and assignment editors (61 percent), the main reason is the long working hour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frontline staff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salary. At management level concerns about family life and leisure figure more as their income is, relatively, better.

Apart from the general trend, some respondents provided lengthy answers to open-ended questions to enable us to understand their concerns. A reporter who has been working for seven to 10 years said she would quit next year because, “I wish reporting could be my lifelong career… speak up for people, monitoring government. However, I feel helpless that the quality of…media is deteriorating, experienced reporters continue to leave. Because of cost-savings media outlets only employ those without relevant experience as replacements. When an assignment editor knows reporters cannot handle the job well, they will give more work to the few remaining experienced reporters. Experienced reporters are seriously overloaded. Although they hope to do a good job, they have no time to pay attention to each task. Therefore they handle them haphazardly… Moreover, poor annual salary increments is another reason…Although job satisfaction is important, salary levels should not be too low or be frozen indefinitely.”

One reporter said journalism would not be his lifelong career because the social status of a reporter is low, and he could not find any job satisfaction.

Others say the news media has been “tamed”, there is a lack of editorial independence and lots of restrictions, serious dislike of self-censorship, and that the job is not conducive to marriage or raising a family.

Among senior management who have gone through hard times as reporters, some do not consider journalism to be a lifelong pursuit becaus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far from ideal, such as, ‘media practices ignore quality and ethics’,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deteriorating’, ’media environment is ba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re violated’ and ‘self-censorship, too market driven’.

Senior management should have more power to fight for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If they also feel vulnerable, how can they fight for their reporters? Should media owner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After all, media is not a simple business.

Appeal of journalistic work

In spite of the tendency among serving newsmen to leave the calling, many still prefer to stay. Most senior management think working for news media is their lifelong careers (64 percent). According to one the “the job nature is interesting, it broadens my horizon and benefits me, gives me the chance to get to know people the elite circle” and “my job is meaningful with good prospects...it is my interest.”

Some 43 percent of team leaders and assignment editors think working for news media is their lifelong career because of interest, ambi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meaningful job nature and challenging, etc.

However, some reasons are quite negative, ”I am a middle-aged man, I do not have other skills”, “I am nearing retirement” and “I have not thought about it, I am too old to move. My life will end soon.”

Some reporters see working in the media as a lifelong career because “this job has an unique responsibility, social function, influence, interest and sense of satisfaction”, “it can change the society”, “I have experience. I am interested in this job, I have established personal network, I like reporting news or related work”, “I still have many story ideas and I hope to finish them all.”

As Dr. To suggeste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journalists is relatively high, they have good chances of getting better jobs but they chose to be reporters. So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have made a sacrifice for their interests. However a job cannot be developed into a lifelong career if it only attracts people who work solely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He added that the problem was more serious for reporters as only two percent of reporters earn more than $40,000 a month. It is impossible to attract capable reporters with good writing and reporting skills,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mind.

Besides, reporters complained that they are like “factory workers”, following daily routines every day, and capable reporters with multiple skills have no chance to contribute, so if they find better chances outside the media industry, they have little hesitation about qui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