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尼日利亞和蒙古行,香港不行? --- IFEX會議見聞

麥燕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ENG]記聲2011年8月號】「尼日利亞數日前剛通過資訊自由法,正好讓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當「國際表達自由交流」組織請來的研討會主持人介紹講者奧浩(EdetaenOjo)時,我不禁納悶:連西非都有四個國家訂定了資訊自由法,為什麼號稱尊重自由、透明施政的香港政府,反而遲遲不願立法保障港人的資訊自由權利?

更令我感到香港落於人後、市民權利保障不足的是,當我從黎巴嫩的會議返港後一星期左右,連毗鄰中國的蒙古(亦稱外蒙,以別於中國境內的內蒙)亦在六月十六日通過《資訊、透明、獲取資訊自由與權利法案》,並定於本年十二月生效。

缺乏資訊自由法保障,香港傳媒較易受擁有大量公共資訊的政府操控。
連蒙古在內,全球現時至少有六十八個國家的人民可以利用資訊自由法向政府索取資料,其中,南非的「資訊自由推動法」更容許國民向私營機構索取資料。

至於仍在法例草擬或國會商議程序的,亦有十數個國家,南美洲的巴西是其中之一。但曾是先行者的香港,現在卻遠遠地落後於國際趨勢。

曾是先行者

在香港記者協會和部分立法會議員推動下,香港於一九九五年通過一分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公開資料守則》,容許市民向政府部門和各級法院與調查小組索閱資料,而且豁免範圍過於廣泛,這雖未盡人意,但至少是開了一個頭:當時全球只有十餘個國家擁有相關法例,甚至是管治香港的英國亦未有就此立法。

隨著時間轉移,《守則》的不足日漸浮現,首先是《守則》的十六大類三十三個細項「可拒絕披露」資料涵蓋太過廣泛,以致很多資料都可以被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拒絕提供。

最明顯的佐證是向申訴專員投訴政府拒絕披露資訊的個案日漸上升,宗數由零六年的五宗,上升至零八年的二十五宗,可能是由於投訴上升,申訴專員主動作出調查,並在去年初發表報告,指「儘管《守則》已推行了十多年,職員對條文仍是一知半解,…有些職員在拒絕披露資料時沒有說明理由,或所述理由並無載列於《守則》內」,專員並循此指出培訓和宣傳不足等技術問題,至於守則的內容和不具法律效力的基本問題則沒有觸及。

既然基本缺失未受挑戰,港府自然樂於只是按申訴專員的建議加強宣傳,而不處理訂定資訊自由法的問題,進一步拖慢了港人知情權受法律保障的機會。但這拖延可能很快會受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挑戰。

未必符合人權公約

人權委員會已於本年四月通過第三十四號「一般意見」草稿,當中指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的表達自由條款包含市民可以獲取公共團體資訊的權利,這權利同時賦權新聞工作者獲取公共事務資訊,而普羅大眾則有權接收傳媒報道。

「國際表達自由交流」在黎巴嫩舉行年會暨研討會,與會者交流爭取訂定資訊自由法的經驗。
為了令這種獲取資訊的權利得以落實,人權委員會指出,政府須主動把公眾利益相關的資訊,以簡易、快捷和有效可行的辦法置於公共領域,讓市民可以隨時索閱,製訂資訊自由法是其中一種方法。

人權委員會將於七月中再就草稿舉行會議,相信很快便會通過整分「一般意見」,若香港政府仍拒絕立法,可能會被指違反公約的規定。

除了基本人權須受保障外,資訊自由法亦可營造開放透明的環境,這對營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亞洲區內的日本、台灣、南韓、馬來西亞、印尼和中國大陸都已製訂相關法例,方便商界獲取作出商業決定的資訊時,港府為何仍然甘心落於人後?甘冒把渴求資訊的商人推給其他國家的風險?甚至朝著行事日益隱密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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