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兜轉轉 逆潮回歸

古治雄 香港記者協會執委

[ENG]記聲2011年4月號】這兩年,行內最常聽到的消息,是行家跳槽。某某行家轉行到某公司,某某又考到政府工了,在惋惜之餘,行家普遍的第一反應是恭喜朋友甩難,傳媒工作者處境之難可見一斑。但在離開的人潮中仍有人逆潮而歸,他們為甚麼要回來?

曾任職明報的吳卓盈,07年轉職政府新聞處,當年她做了幾年記者,一度覺得事業發展一般,見到新聞處的招聘廣告去信應徵,政府工由應徵到確認請人往往需時,通知她獲聘時她已「無左件事」,走不走?

新聞官薪酬高,她當時覺得,再當記者很多年後也不會達到新聞官的月薪水平,新工作太引誘,其次是工時問題,「當時知道自己未做夠記者,但記者工作一周五天半,每日工作十多個小時,無哂自己時間,放工提唔起精神約人、看書、睇電影,無乜私人時間」,「人工是第一因素,但係覺得工作以外,亦希望多點時間,多點自己生活。」就這樣,她由記者變成了新聞官。

政府工人工高、福利好,記者薪酬偏低、工時長,但記者轉工是否能夠適應,也要看個人性格。吳卓盈說,記者的技巧在新聞處用得著,「比如記者問問題,原來官員未必知道記者想要甚麼答案,」記者憑著問題,可以猜度對方想做甚麼新聞,可以向官員解釋應該回應甚麼才是「中point」,令雙方不致有誤會。

但新聞處和報社最大的分別的,是辦公室氣氛,「以前報館好熱鬧,會有人傾計,傾下新聞,但外面的辦公室大家係唔講野的,office只有電視聲。」新入職的助理新聞主任要每天比報,吳卓盈說,看報紙甚至比以前做新聞時仔細,「以前工作忙,新聞反而看不足,那時看得更認真」,但相較高級的新聞主任,她的工作算是較少,「大概四分一時間無order,於是不斷睇台check野」,她自言,以自己的性格並不習慣。工作落差太大,做記者是全主動,由找故題、搜集資料、找人訪問、找angle到寫稿都有頗大自主權,在新聞處則被動等記者問題、等待上頭指示。吳卓盈覺得很壓抑。

不足一年,她就決定回流傳媒行業,論人工是沒有減少,犧牲的是政府工穩定的加薪點,「做傳媒一定加唔到咁多。」

現時在有線電視任職記者的黃潔慧,自言自小就是「電視精」,畢業後在電視台任職記者,「公司其實對自己不錯,學到的東西很多,但做了許多年,要學的東西已差不多熟識了,就想出去看看世界有多大。」

當時黃潔慧的舊同事轉職迪士尼任職公關,介紹她轉工,「記者轉公關,好似係好自然嘅事,就轉左過去。」

但新工作是她意想不到的辛苦,「當時迪士尼打算重新打造公司品牌,好多野做」,當時傳媒關係組只有兩三名同事,每隔一個星期就要帶著職務電話,「24小時on call,總之有事就要回答,甚至是睇緊戲、同朋友食飯,接到電話都要立即工作」,在街上找一間咖啡店對著電腦數小時實屬等閒,她表示記者可能不會明白,平常一個簡單的回應,為甚麼公關都要等幾句鐘才能回覆,「要等公司內部許多人看過沒問題後才可以出街,萬一有人開會唔得閒,就唯有等待,是機制如此。」

不用帶電話的日子也不輕鬆,每天早上六時就要起床,「未洗面、未刷牙就去睇報紙」,公關要細閱當天所有報道,凡是涉及公司或董事的報道,都要記下,然後撰寫一份報告,在管理層上班前提交。

工作雖然艱苦,但回歸傳媒的最重要原因,還是因為想清楚自己的志向,「做了年多已企穩陣腳,清楚公關事業可以點發展,但發現自己未必想咁」,她表示,公關的服務對象是個別公司,記者的服務對象卻是公眾,加上她是兼職的辯論教師,記者工作和事業有關,便決定即使要減薪,也回巢任職傳媒。

站得遠看得清,黃潔慧說,只是離開傳媒一段時間,就發現傳媒氣候改變,「以前好多機會和空間做新聞,我就試過一個月出七次trip去外地,記者生活較精彩」,她指現時電視新聞更追求速度,記者做完一單新聞,往往放下材料給同事處理,就趕往下一單工作,「新入行記者,成日要負責扑咪、等人,很難成長。」

作為過來人,她說如果身邊有同事、行家打算轉行,她仍然覺得是好事,「傳媒以外的世界很大,很應該去體驗一下」。很多傳媒老闆甚至前線傳媒工作者,都有一種想法,認為記者的職業高尚,因此即使降低人工也要入行,黃潔慧直斥這種講法是愚民政策,「其他工作沒有理想?教師就沒有理想?做工程師沒有理想?」

在香港社會,記者的社會地位不見得比教師、工程師等更高,但人工更低卻是事實,「如果有理想可以補償超低人工,但某些傳媒老闆人工高、福利好,點解佢地的理想又值錢?」黃潔慧認為,「記者有理想、所以人工低」,不過是老闆想出來,把對員工的剝削合理化的堂皇藉口。

吳卓盈也認為,只要有熱誠、正直地把自己崗位的工作做好,甚麼工作都可以是有理想的,「記者應該去掉自己頭上的光環,爭取更佳待遇」,展望將來,如果傳媒工作環境不改善,兩位女將也坦言,不確定能否視記者為終身職業,只能期望傳媒明天會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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