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高估諾貝爾和平獎的推動作用

莊曉陽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麥燕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ENG]【記聲2011年1月號】 因言獲罪的異議學者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不少香港人為他和內地維權人士的努力獲得肯定而高興,內地不少維權人士更表示感到鼓舞,又指多了人願意發聲,即使明知可能受到打壓。事實上,北京當局在諾貝爾獎公布後,確實大肆打壓,似乎,中國的言論自由已經進入嚴冬。

那未,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予劉曉波有何意義?

若期望和平獎的頒發有助促進該國的人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克思朗(Ronald R. Krebs)的分析可能會令懷著這良好意願的人心裡涼了一截。

他根據早前的分析於十月十日的《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中國的劉曉波的支持者須要警惕諾貝爾和平獎」(Supporters of China’s Liu Xiao Bo should be wary of his Nobel Peace Prize)的文章,提醒大家不要對中國形勢過分樂觀,因為根據過去五十年的經驗,大部分威權專制國家的不同政見人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該國的人權狀況在中、短期內都未有顯著改善。


六零年後頒獎方針起變化

和平獎狀要放在空椅上,威力如二十一年前擋坦克的市民。
(網上截圖)
克思朗分析過去一個世紀的和平獎得獎者後指出,一九六○年以前的和平獎確是按照諾貝爾的遺願,把獎項頒予促進各國友好、裁軍及推動和平進程的人士,期間,只有一九三五年的和平獎得主是不同政見人士 - 反對納粹政府的德國記者奧斯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但自一九六○年後,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方針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越來越多不同政見人士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人,縱使這些不同政見人士獲獎時並未在國內引起變革。有關得獎者佔總得獎者約四分之一(詳見附表)。

為甚麼會有這個變化?克思朗認為,除了肯定成果外,諾貝爾委員會還希望利用獎項效應,助長他們掀起的運動的聲勢,吸引國際傳媒關注,推動個別國家的自由化。誠如一九九一至九九年出任委員會主席的薩亞斯達(Francis Sejersted)所說:「委員會頒獎時也考慮了獎項對候選人的效應…我們希望發揮獎項帶來的政治後果。」

但這良好意願能否達到?蘇聯的沙卡洛夫獲獎後五年被指顛覆而流放至核工業城市高爾基,遑論改善該國的人權狀況;緬甸亦不遑多讓,被軍政府強行推翻選舉結果而關在獄中的昂山素姬,一九九一年獲獎後,軍政府對國內民主派的打壓更狠。因為這些專制政府認定,向其打壓對象頒獎,是國際社會的陰謀,更忌憚頒獎對國內反對運動的鼓舞,於是先下手為強,加強打壓,以防止諾貝爾和平獎效應影響國內形勢,令委員會欲借和平獎推動改革的願望落空。

推動國內改革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年份
得主
簡介
1935
奧斯茨基 (Carl von Ossietzky)
反對納粹政府的德國記者
1960
魯道尼 (Albert Lutuli)
南非黑人領袖
1964
馬丁.路德金
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1975
沙卡洛夫(Andrei D. Sakharov)
蘇聯科學家及不同政見人士
1976
比蒂.威廉士及瑪麗德.哥列根
推動北愛爾蘭和平的人士
1983
華里沙
波蘭團結工會領袖
1984
杜圖大主教
南非聖公會大主教,黑人領袖
1989
達賴喇嘛
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
1991
昂山素姬
緬甸反對派領袖
1992
杜安 (Rigoberta Menchu Tum)
危地馬拉維權人士
1993
曼德拉
南非黑人領袖/南非總統
2003
伊巴迪 (Shirin Ebadi)
伊朗不同政見律師
2010
劉曉波
中國不同政見學者


變革有賴各方努力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丁偉認為,以時間劃分,意義不大,而事實上,一個國家的轉變非常複雜,其中,人權和民主是巨大的變革,須要各方力量長時間發展,令經濟和民生等各方面產生變化,才可能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而諾貝爾和平獎是就單一事件授予一個人,可以引起國際關注,形成壓力,但推動作用很有限,不要看得太重要。

他補充,諾貝爾和平獎對得獎人是一分榮譽及其過去工作的肯定,同時亦是對推動相關工作的人的肯定,劉曉波如是,華里沙亦如是。眾所周知,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內的大批知識分子,在推動國家變革方面的作用;而中國亦有不少像劉曉波一樣致力推動民主和維權的人。不過,大家應該明白,即使作為集體去推動,所起的作用亦不足以令中國產生變化。

由此觀之,用和平獎得獎年分與該國發生變革之間的差距來衡量和平獎的作用,意義不大。丁偉舉例說,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獲獎後七年,波蘭共產黨倒台,華里沙成為第一任總統,但波共倒台的因素很多,與華里沙獲獎的關係其實不大。

他亦不認同以五、六十年代劃界,總結委員會在該年代前頒授和平獎予已取得成就者、其後更多頒獎予爭取的異見人士,有些時候,只是因應當年獲提名者的「功績」的相對結果,以巴黎和會結束越南戰爭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和北越領導人黎德壽獲頒一九七三年和平獎便是一例。丁偉笑說,巴黎和會只是令美軍可以體面地撤退,而南越則被北越兼併,故此,若二人的提名是在一九七五年提出,他們未必會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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