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之聲The Journalist (HKJA): 四月 2010

麥燕庭

「把亞洲電視打造成亞洲cnn」，正在編輯《記者之聲》的稿子時，耳畔傳來亞視「義工」王征的豪情壯語。噫，早前新華社辦電視新聞網不也是希冀將之打造成「中國的cnn」嗎？怎麼口徑如此一致？！

教人納悶的是，一個股權尚有爭議、佔用香港大氣電波的免費電視台，其有意入股者未曾向政府遞交申報表，便先行公告天下其股權變動，甚至公然為亞視規劃未來？先別說他與四大國企及北京銀行簽訂戰略合作協議會否令亞視的節目製作進一步大陸化，這位義工對法律的尊重程度，可真教人嗅到一點大陸的味道。

不過，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只表示會密切注視，連「新股東」未有按《廣播條例》通知當局有關股權變動是否正式生效，便已在亞視指點江山，局長劉吳惠蘭也不敢促請對方一是澄清情況，一是按法例規定提交申報表。

若說建設呎價全球最貴的高速鐵路是為了配合內地發展，那未，這次任由香港的大氣電波將重點轉為內地服務，是否另一種回饋？

若說反高鐵有一群「八十後」青年牽頭，那未，「八十後」記者對耗用香港資源的亞視就其新路向是否也應該有發言權？作為香港社會一員，作為香港傳媒的最前線，當廣播事務管理局稍後就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作出公開諮詢和行政會議審核早前的無線和亞視牌照中期檢討報告時，新聞界的「八十後」是否可以更積極發揮媒體的監察角色？

以本刊是期與一群前線記者及其上司的對談中，我深深感受到「八十後」記者是有理想的一群，相信他們不會令我們失望。

感謝天、感謝地，香港不能沒有八十後。

誠然，香港不能缺少任何一個年代出生的人，不然，社會便不能傳承下去，而業界中的「五十後」、「六十後」和「七十後」自然要肩負傳承的責任，為業界中的年青一輩樹立好榜樣。

另一個好榜樣要樹立的，是拒絕接受任何企圖影響記者工作的禮物，謹慎接受純為聯誼的紀念品和傳統節日禮包。無可諱言，在日益有「禮」的香港，引誘和陷阱無處不在，大家必須三思，而為了幫助業界了解接受與否的分界線，本刊請來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為大家釋惑解疑。

法律規管的，向來是最低要求，期望業界以更高的道德情操，保守清潔的傳媒。

八十後記者如是觀

莊曉陽 -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八十後」這個內地名辭，隨著反高鐵人士以上世紀八零年代出生青年為主而風行一時，有趣的是，這些八十後青年的抗爭活動，多由另一批八十後記者去採訪，究竟新聞界內的八十後是否有別樹一幟的特徵？對業界和自身工作有何評價？《記者之聲》於二月二十八日請來四名八十後記者交流，並請得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導師陳惜姿主持是次焦點小組討論。

參與的記者分別是：
商業電台記者黃雅文
亞洲電視記者張智仁
《信報》政治組記者陳慧玲
香港電台英文新聞部記者彭思明

以下是對談內容的撮要。

八五前後應細分

黃雅文說，八十後是一個很廣闊的標籤，她不能代表全部。最令她覺得奇怪的，是做兩、三年記者已經不算新人，前線記者沒有多少個資深，與她同年代的人，亦沒有幾個留在行內。

陳慧玲則認為，八十後又可以分八五年前和八五年後出生的，八五前的已經可以叫「老餅」，而且與八五後有代溝了。張智仁也認同她們，他以自己為例指出，他在《成報》當了兩年記者，已是新聞部第四個最資深的記者了。

彭思明則擔憂八五後的記者質素，最極端的例子是有些新人連採訪對象也不認識，即使著名如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李永達也不例外，這些八五後只懂得按照上司的指示發問。

世代論之於傳媒

陳惜姿質疑，既然傳媒沒有資深記者，那麼，世代論所指的「前一代阻後一代」是否在傳媒上不成立？

陳慧玲不盡同意，因為新記者的採訪機會多了，但不代表晉升機會好、薪酬會增加。她說，入行以來，沒有甚麼人可以教他們怎樣做新聞，「老細同你講，叫你問吓問題、遞吓卡片就入行，入行半年就做兩會。」

黃雅文補充，其實這不是好事，缺乏資深記者教導，高層又只顧及「填版」，令他們難有進步。

互炒問題嚴重

他們都認為，記者工作太忙碌。黃雅文指出，每天應付日常工作已夠忙，想抽時間做深入一點的調查報道也有困難，千辛萬苦騰出時間做，但連拆招牌這些問題，政府也不太樂意提供資料。

他們都指出，目前「炒台」（即報館綜合整理電視台及電台的新聞報道）的情況嚴重，不少傳媒機構的上級往往傾向相信電子傳媒的角度，多於自己記者的判斷，電子傳媒翌日又「炒報紙」跟進。「大家都跟台，令新聞變得單一化了。」黃雅文補充。

他們都希望，機構增聘人手，讓他們有時間和空間做些深入報道。

七一遊行影響的一代

記者薪酬偏低，入行時月薪只有八、九千元，為什麼還要捱下去？

陳慧玲說，做記者是她的理想，中學時已決定「死都要入呢行」，因為零三年的七一遊行有五十萬人上街(編按：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遊行)，傳媒主導了整個城市的民意和思想。「如果傳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做記者是否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

入行後，陳慧玲發現，傳媒並非像她想像中那麼理想。但因為對工作仍有熱誠和希望，不想輕言放棄，希望能做一點好新聞。於是，她頂著想她當為人師表的父親留在行內。

黃雅文也是一樣：同樣在零三年七一遊行後立志當記者，同樣要面對家庭的壓力，「由細到大，家人對我要求非常高，我成績一直都幾好，爸爸是公務員，亦好反對我做記者，對我做記者好失望。他說，你做這行都得，讀完書去新聞處做！」同樣經歷入行後由充滿希望到失望。

最愛支持

彭思明覺得自己很幸運，父母沒有給他壓力，可以不計薪酬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不想說自己偉大，記者頭上沒有光環。但不做記者，又有甚麼想做？我的興趣在這裡，至少我可以向官員發問，有我的存在價值，我不想因為＄＄這符號而放棄。」

「有幾多個邱誠武？幾多個副局長、政治助理？我只希望每一日都做好新聞。」他說，雖然記者的工作改變不了社會，但至少有機會問一些應該問的問題。

張智仁說，小時候對傳媒有所憧憬，覺得很好玩，但入行後有點失望，例如發現報章有些新聞由「炒台」而來。不過，他仍會繼續做下去，因為有傳媒監察，例如在清拆天星碼頭和副局長的任命等議題上，才不致於讓政府輕輕帶過。

難捨難離

一入侯門深似海，傳媒工作辛苦、工時長，但離開傳媒後，又會嚮往當記者的日子。黃雅文曾轉行當白領和香港電台公關，「不做記者的日子，看新聞時經常看不過眼，邊看邊罵，最後還是決定重操故業。」

「入返行便不會離開了，既然決心再做，也會平衡和調節心態，不期望經常要爆獨家，但一定要確保自己做得好、準確和有質素。」她說。彭思明也曾辭職，但不足一個月便又轉回來。他說：「現在放假看電視新聞。自己像是流著這一行的血，對新聞很關心，看到冧樓便立刻想去做。」

看來，對新聞工作的熱誠，八十後或是五十後、六十後的記者應該沒有多大分別吧！

我們都是這樣走過來 - 管理層眼中的八十後記者

麥燕庭　《記者之聲》總編輯

【記聲2010年4月號】在絕大部分主流傳媒機構內，年齡介乎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八十後」記者都是新聞部的主力，而且往往跑在新聞事件的最前線，為機構炮製新聞充當買手甚至是廚師，角色吃重，坐鎮新聞部的上司有否察覺這批「八十後」記者有共同特徵？如何引導他們發揮所長？這都在在影響新聞質素的好壞，本刊特請來不同傳媒的採訪主任級人員現身說法。

由於每名參與討論者只是因應他們在不同種類的媒體工作而發表個人心得，不代表其所屬機構發言，故此只列出他們屬於那一種媒體，沒有寫上他們的工作機構名稱。

馬：馬文敬 – 電台總採訪主任
亮：李偉亮 – 電視台採訪主任
劉：劉頌陽 – 報章副總編輯
杜：杜福良 – 報章採訪主任
冼：冼偉強 – 雜誌採訪主任

「八十後」≒ 青年記者
與會者基本上認為，「八十後」記者與其他年代剛進入新聞界的記者分別不大，而且十年的跨度太大，未必可以一概而論，總的而言，是較為熱血，然後慢慢從工作磨鍊中成長；但仍然有些「特質」會因時代或環境而較突出。

馬：隨著公眾和上司要求增加，「八十後」記者為求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會較為急進和急功近利，希望很快取得成就或有所表現，例如一些新進記者入行不久便會跟上司要求跑政治新聞。
劉：現時的年青或前線記者比以前更慘，因為現時的工作節奏較以前快，工作量又較過往多，上司更可在新聞部透過有線電視頻道的直播較易掌握前線同事的時間、去向和採訪內容，前線的壓力是大了。

某程度上，記者現時只是一個工具。過往，我們去做採訪基本上是代表所屬報館，記者對新聞報道有較大決定權，被訪者很願意跟記者談；但現時他們不少人都知道，新聞的決策權在新聞部的「坐堂」和編輯手裡，他自然會去找總編輯「講野」。

杜：一眾「坐堂」確實對前線所做的採訪工作有較大指示，沒有「坐堂幫」商定的角度，便會要求記者再問，丟掉一切不相關的採訪內容，這真的有點無奈。但希望前線記者不要放棄，應努力從採訪內容中找出更有價值的新聞，向上司推薦採納。

其實除了直播關係，手提電話亦令上司更易聯絡上前線記者，令他們的自主活動和新聞自主空間縮少。過往，記者做完採訪後可以和其他「行家」或被訪者閒聊，不成熟的新聞線索可以暫時不向上司匯報，現時則很難了。

執著多了私隱概念少了

隨著競爭和公司壓力增加，前線記者為免被人挑戰或質疑，日益傾向「夾料」，甚至「夾bite」，對新聞掌握不深的「八十後」記者，自然會跟大隊，令新聞變得單一化。

劉：這情況在報紙更為顯著，以往我們會抱著「今天你贏，明天我勝」的心態做新聞，上司不會介意你的新聞角度與別的報章不同，現時可能更緊張為什麼人有你無，但我相信，堅持留下的，會是有獨立思考的一群，而上司亦應容許前線記者有更獨立的選擇。
杜：那還得要記者願意思考，從資料中找出比「大圍」更有價值的角度向上司推薦。
冼：雜誌記者夾新聞的問題不大，因為雜誌一定要有自己的角度。我遇到的，反而是記者過於堅持自己的看法。「六十後」或「七十後」記者會多聽資深同事的意見來訂定新聞角度，但現時的新進記者會較為堅持己見，甚至是偏頗或脫離群眾。我明白，傳媒要帶領輿論，但也要有平衡點，可是他們卻認為毋須平衡，反高鐵的採訪只是凸顯了這種特性。在他們心目中，「高鐵梗係要反」，為什麼還要紛陳意見！
馬：他們確是較為偏激，我們過往會較抽離。這可能與二千年後的香港更激進有關。
杜：過往讓記者感情投入的採訪工作不多，採訪遊行也是偶一而為之，即使上一次採訪時投入了，隔一段時間再做，報道時便可以抽離一點，但現時遊行多了，採訪時會較易受感染而傾向同情遊行人士，而受眾又不會質疑，於是投入遊行成了常態。
亮：做電視新聞很難讓你作出一面倒的報道，即使前線記者有立場，但故事最終會經編輯修改，令「出街」的故事達到持平客觀的要求。反而有時社會意見明明是一面倒，電子傳媒仍要找另一方面的市民談，以符合持平的要求，那才真的叫記者為難。

當然，這群e世代也有不少一眾「老鬼」不及的地方。

劉：他們是「瞓醒開機、瞓覺關機」一族，網上技巧自然比我們強，找討論熱點亦比我們優勝，而我們則要思考網上的討論熱點是否比社會上的討論熱點好。
馬：更重要的，是要小心求證資料的準確性。
杜：他們更感性，挑被訪者的精彩傳神對答(bite)很不錯。
劉：但重要新聞便用不上這優點了。頭痛的是，他們很喜歡與人在網上分享所見所聞所思，甚至連公司正在探討的新聞題材也拿到網上與朋友分享，把「未成型」的故事「出晒街」，實在令人訝異，他們應該尊重工作上一些事情不可隨意公開。
馬：這真是令人頭痛的事，你又不能禁止他們在公司開msn，有時他們隨手便會把消息散開。

因勢利導更好合作
面對這群熱血青年，管理層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優點，除了派他們採訪適合的新聞之外，更要加強溝通，與會者都明白，這要付出更多耐性，偏偏這是新聞工作者最缺時間付出的。
杜：「八十後」記者因為年青，自然較有衝勁和創造力，但做事較粗疏，很快便會下判斷，較適宜做社會新聞，例如反高鐵、少數族群之類的故事，因為他們堅持公義，做起來會較為積極。但這也不是萬無一失的，若你要求他們採訪另一面的意見，他們老是認為那都是陳腔濫調，不用採訪。這時候，你一是說服他，一是請別的同事採訪另一面的意見，不然，新聞便不夠平衡。
劉：「八十後」記者學習新事物較快，當上司的，要跟他們溝通，便要跳入他們的圈子，所以我三、四年前便已開了facebook，希望明白他們的想法，否則，兩者永遠都會在對立面。不過，要明白他們也要極具耐性，有時，我也很沒耐性的。

改善之道
馬：「八十後」記者的語文能力一般較差，這在電子傳媒而言更為重要，但他們可能打電腦多了，只記打字的頭尾碼，很易「打」白字。此外就是「大頭蝦」、粗疏，這是必須要改善的。
劉：成功的記者除了有能力之外，還要有耐性，希望「八十後」記者能克苦耐勞和多一點耐性，有些故事是須要時間醞釀和等待的。其次是不要光做自己喜歡的新聞，人生漫長，要做多點才知道自己喜歡做那類新聞。
馬：對呀，所以我不會一開始便讓記者跑新聞專線，要什麼新聞都跑，這對他們將來升任主管人員也有好處。
冼：他們基本上都是態度認真的，但有些人會較為粗疏。有一次，一個「八十後」記者只是發出邀約訪問，沒有確認便在自己擬訂的時間跑去，結果撲了一個空。
亮：現時的前線記者較為被動，再加上工作量多，沒有時間「磨」，很難建立自己的消息來源，技巧亦有待改進。
馬：其實記者是與時代掛勾的，你說記者報道不夠深入，可能是社會更重視「即食」。思考型記者可能當雜誌記者更適合。

不過，新聞表面化、預設立場式報道增多，以致「狗仔隊」文化都令新聞傳媒公信力下滑，社會地位下降，如何解決，更加要不同年代的記者深思和共同面對。

八十後記者看傳媒「去魅」現象

何雪瑩

先懺悔一下：我可以說是新聞行業的逃兵，卻仍然掛著記者的身分，每天跟前同事MSN討論新聞和社會。我的腦袋，沒有離開過新聞行業。

寫八十後記者的故事？我猶豫。身為社會學學生，總對任何社會階層的劃分有本能式的懷疑：為甚麼八零年是分水嶺？七九年出生跟八一年出生有甚麼不同？世代只是影響人思想行為的其中一個因素，甚至未必是主因，因此我只能說我的故事。套句新社運的宗旨：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自己。

聽說九十年代是報業的黃金時期：一年加薪兩三次，新報紙創辦又掀起挖角潮，花紅可觀，兩年內人工翻倍是閒事。九七年一場金融風暴，把甚麼都捲走，沙士時起薪點低見七千，即使後來恆指見三萬點，廣告價格仍遠不如從前；新媒體湧現，閱報人口大減......甚麼都是舊的好，八十後記者，只能嘆句生不逢時。

新聞工作最大滿足，不來自升職加薪，而是新聞本身。挫敗感亦然。如果說曾班子一直沒有跟「八十後」好好溝通，我想傳媒高層也跟年輕讀者和記者有代溝。一班好同事圍在一起時，話題不是抱怨工時長、人工低，而是傳媒高層如何處理政治化妝？在大是大非的議題裏有沒有挺直腰板？社評的立場是否基於人文精神，有沒有經過嚴謹的邏輯推理？如何向主管推銷關於社會公義的故事？新聞的取材和角度是否緊貼社會脈搏？

傳媒被理性效率薰過了頭

有說香港新聞工作者水平低落，其實我們也是在這填鴨式教育制度下孕育出來，長期受效益、發展為先的社會倫理薰陶。於是，一個大鐵籠 - 以效率為先的理性思維所編織出來的鐵籠 - 罩著香港社會和傳媒：我們批評泛民在議會中質詢官員細節是拉布，浪費時間，因為這不會阻礙高鐵撥款議案獲得通過；計過條數，起高鐵每年可以多賺以億計的收入，雖然香港已經高度發展，不蓋高鐵亦不會餓死，但仍然認為值得因此侵犯一些人的私有產權。所有都是有數得計，於是，新聞重點永遠是甚麼甚麼上升了幾多成，創造了多少職位，建築鐵路會快幾多分鐘......量化、理性，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泉源，是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根本，但當大家忽略公義，以著重效果、講究成本效益的工具理性作為主導是非抉擇的考量，加上科技進步提供技術條件，結果卻不盡然是美好的。納粹集中營正是高效率、便宜地殺人得出來的解決方案，是人類理性的極致。可惜，那只是正確地做事，不是做正確的事。

社會被官僚和工具理性支配，後果是可能出現「去魅」(disenchantment)現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人性化，價值觀被閒置，社會不再有趣了，因而失去魅力。新聞又何嘗不是？傳媒中人覺得「正」、可以成為頭版新聞的，對讀者有幾吸引？傳媒全盤市場導向，依照讀者喜好行事，可能犧牲新聞質素，全面小報化(小報不一定壞，在此不贅)，但新聞的趣味和社會意義是否一定矛盾？

報章愛爆獨家，實屬正常，但每次財政預算案或施政報告公布前，傳媒總愛到處「收風」，只是為了比財政司長早一天公布紅酒稅減幾個百分點。對絕大部分讀者而言，早一天知道這消息有意義嗎？我不肯定。

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官員回應無論是再空洞再了無新意，一定佔據新聞導言的三分一；官員講任何一句說話也足以寫標題，甚至開設專欄，天天致電達官貴人，任由不具名的官場中人「放風」，結果淪為傳聲筒兼政治化妝模特兒，貽笑大方；國內維權者被關進牢獄，則靜靜地躺在內頁；十八歲以上智障者無書讀不算大新聞，因為智障者人數不多；平民百姓如你我絕食不成新聞，要餓死街頭才夠見報。我明白，這叫新聞價值，所以我說Isabella好靚不是新聞，李嘉誠講才是；我明白報館是商業機構要賺錢，但新聞價值是否至高無上？新聞價值和社會公義，孰重孰輕？我納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悶的新聞不一定有深度，有深度的重要新聞不一定悶，最慘是讀者覺得又悶又沒意思。與其抱怨年輕人不看報，不如問報紙有多吸引年輕人。

新媒體當道，對傳統媒體的營生可能是衝擊，對做新聞卻是良好機遇。前一陣子，英國《衛報》老總分享該報如何結合新媒體的經驗，令我相信新媒體對新聞的影響是機大於危。《衛報》依然重視傳統的政治新聞，恪守大報風範，但坦承報紙不再是資訊權威，勇於利用web 2.0的方便，將網上社交平台跟新聞結合，於是他們在英國的銷量雖然只是剛躋身十大，網站瀏覽量卻於全球英文報章中排行第二。我每天要花兩個小時才讀得完四分一份報紙，身邊的同學和教授都是它的忠實讀者，中產亦然，這批正是香港的「中產報」最想吸納的讀者。可它們從不會把樓盤呎價放在頭版，報道法蘭克福書展亦不會著眼入場人次。我們談「八十後」找不到工作所以發窮惡，人家是用跨版刊登四位中學女生的訪問，探討教育制度、性別定型、性愛文化如何摧毀少女的自尊。

英國和香港的社會環境不一樣，中產出現的脈絡亦有異，但為何香港的「中產報」為了迎合中產讀者的口味，著眼的是樓市股市和紅酒新聞？是傳媒看輕了香港人，還是傳媒身陷工具理性所編織的鐵籠，把人文關懷都忘了？

世代的說法，難以嚴謹，每個年代都有馬虎和一腔熱血的人。若問「八十後」記者能為新聞行業帶來甚麼，我想會是對互聯網的了解，懂得善用user generated content，未受固有的新聞模式洗腦，還記得新聞有無限的可能性。

我相信，無論是高官應對所謂「八十後」主導的新社運，還是傳媒審視新世代，兩者要重建魅力 (re-enchantment)，都需要承認本身的局限，逐步放棄以工具理性和量化作為唯一衡量工具，重拾人文關懷。

何雪瑩：大學選讀新聞系，只是為了有更多空間讀其他學科。畢業後曾在報館任職港聞記者兩年，深感道行未夠，現正在日不落帝國讀書練功，希望今年畢業後回港有工開。

媒體與社運的鴻溝

謝冠東－反高鐵大聯盟成員

跟媒體商榷：

反高鐵的社群對媒體的不滿著實不少，對媒體來說，這是一種傷感。

不過，事出總有因，我認為，原因之一在於大部分媒體不論在情在理對高鐵一事報道太少。

理不能容

以我所見，在零九年年中以前，媒體鮮有報道高鐵的基本資料，遑論權衡利弊，媒體著實是失去了為市民傳遞知識的職責了。高鐵是香港回歸以來成本最高、牽連最廣的基建，可稱之為「十大基建」之首，如果連這項目也不值得討論，那究竟還有甚麼更重要的港聞應該天天佔據報章的頭條呢？

我曾出席政府去年八月在元朗劇院舉行的兩場公聽會，政府的方案被批評得體無完膚，官員全無搏擊之力，就連每年的維護成本和總造價等最基本資料，官員也缺乏數字（事實上到今天仍沒有折舊數字）；至於為何全港就只有菜園村一地最適合建車廠，官員也無任何科學或人文論證。我只是一個深水埗居民，也盡了一分公民責任，去了解此項大型基建，為何沒有傳媒派記者來了解？傳媒疏懶至此，我們真的很失望。

到大約零九年十一月至今年一月，也就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前的一個月，傳媒才終於較多報道高鐵，項目爭議甚大，可惜部分傳媒歪曲是非，反過來指高鐵一事已討論良久，應該盡速上馬 - 不是吧？討論明明是在那兩個月才熱切進行，政府更從未與公共專業聯盟及其他熱心市民公開對質。部分傳媒不僅犯了不討論這基建的罪過，這時更顛倒事實，實在是一錯再錯。

情不可恕

在民情掌握方面，傳媒同樣落差甚大。反高鐵社運規模可說是近年罕見，但在大型集會之前，傳媒的報道篇幅一直不能與這種民情溫度相比。究竟傳媒是否已遠離民情，失去了時事觸覺的本能？傳媒應否為此焦急呢？

及至大型集會出現了，傳媒冠之以「八十後」現象，並或明或暗地把反高鐵運動與「八十後」生活艱難扯上關連。我雖然不排除這或是原因之一，但如果只著眼於此，而沒有弄清楚其它不滿源頭，恐怕媒體只是再次疏懶、進一步遠離民情。

既然高鐵事件其中一個最大爭議點在於把車廠設於菜園村，媒體若要貼近民情，應該多了解這個爭拗點。實情是，不少傳媒老總獲政府邀請，前往試搭武(漢)廣(州)高鐵，那大概花了他們或記者兩天時間吧，可是他們曾否花一個下午，到爭議的真正源頭菜園村看看？他們可曾了解，為何菜園村旁邊那一百一十四公頃的石崗軍營分毫不動，以及鄰村的露天貨櫃場或廢車場也絲毫未損，偏偏只選人家植根五十年的家和田？這是哪門子的保育？哪門子的以民為本？如果他們一直拒絕去接觸這個事實，那他們寫的評論會否越來越遠離民情？他們會否繼續成為報界盲俠，看不到廣大反高鐵民眾所看見的？
那是我作為反高鐵運動一員感受到社運人士對媒體不滿的一些合理緣由，這些批評也許過苛，但如果不把問題說清，恐難對症下藥，甚或會重蹈覆轍，促成下一個災難......那對香港的發展，對香港要形成共識，絕對有害無益，所以不得不坦率一點，如有冒犯，真是衷心的感到抱歉。

跟社運商榷：

誠如上文所言，反高鐵陣營對媒體有很多不滿，可是我也要坦言，光是不滿，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也許我比較單純，我不同意部分社運人士所言，說媒體與中央或政府串通，才這樣報道或支持興建高鐵。我還是相信，媒體的取態是基於他們認為這是正確的。從事傳媒行業的人，大多有一分正氣，希望憑一枝健筆，為社會訴不平，才會加入這門待遇不算優渥的行業。他們是社會裡較有良心和理想的一群。

假如我們仍然相信媒體較有良知，那我們可以嘗試多與媒體溝通，指明問題，希望讓媒體從不了解變成了解，從支持高鐵變成質疑高鐵，從而改變輿論。我認為這是反高鐵陣營可以採取的最積極行動，那肯定比猜測媒體與政府串通來得積極。

在這方面，我是身體力行的。就《明報》社評及報道中值得商榷之處，我曾寫信與該報討論，並公開刊登在「香港獨立媒體」。我選擇跟《明報》溝通，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我確信這是一分有良知的報紙；第二，我是《明報》的讀者；第三，他們肯回覆我的信。

善用傳媒

這對社運來說，應該是一種有效策略。反高鐵陣營常常想約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但並不成功；其實，即使成功約見，對方也不會改變立場，我們不如嘗試約見傳媒，跟傳媒溝通，然後憑藉媒體和輿論的壓力，那或許有可能逼使政府回應和改變方案 - 至少做一點微調，聊勝於無。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我們沒有選票，我們擁有的，就只有人民和媒體這兩種力量，缺一不可。

當然，社運人士如能自行組織一個具壓力的媒體，也會具同樣威力。香港獨立媒體也許是一個起步，但在讀者數量和影響力方面，它與主流媒體仍然相距太遠，如何令獨立媒體更能吸引公眾注意，也是社運人士未來要思考的路向。

收禮也要有規矩

《記者之聲》

【記聲2010年4月號】現今世代，傳媒仍然是人們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記者下筆輕重自然會對當事人帶來可大可小的影響，所以不少人均會藉不同方法向記者示好或建立良好關係，新聞業的先行者有見及此，早已制訂守則，以免記者遇見試探時不知所措，一時不慎，誤中軟性陷阱，為人吹噓，又或文過飾非，以致賠上媒體的公信力。

不過，本刊曾向一些傳媒高層、部門主管及前線記者了解情況，發現大部分傳媒機構只會在向新入職新聞工作者派發的員工手冊中列明廉政公署的指引(詳見曾錦雯一文)，規定記者不能利用職權收取利益，不過，執行細則欠奉，主要靠前線記者憑良心作準繩。

個別大型機構，如香港廣播有限公司(無線電視)雖然會安排廉署人員向新入職者解釋規例，但由於是集體講解，能否針對新聞工作的特性，頗成疑問。

更甚者，像《明報》和《星島日報》等，更加是連手冊也沒有派給員工，只表示，員工可以隨時向公司查閱廉署的防貪條文，而公司內的資深同事和部門主管亦會不時提點記者防止利益衝突之道。

慣性標準

記者能否憑簡簡單單的廉署指引便做到廉潔不阿？傳媒機構主管似乎頗有信心，NOW新聞及財經資訊高級副總裁張志剛便認為，所有記者都知道不能收取利益，「這不須要教，做得記者都知道！」

知道原則是一回事，具體標準也不得不討論。

據本刊了解，一般而言，若涉及的是禮物，傳媒機構大多會以五百元作為是否收取的準則，超過這價值的，會要求記者申報，然後把禮物退還餽贈者；又或捐給慈善機構，然後把收條寄回給餽贈者，以便對方明白記者沒有「欠」他人情，並間接鼓勵對方不要再送禮。

其實，相對外國一些傳媒，有關金額已算寬鬆，例如英國《衛報》書面指引訂明，價值二十五英鎊(折合約港幣三百元)以上的禮物，均須退回或捐給慈善機構。又如美聯社，收取禮物的門檻更高，凡是高於二十五美元(折合約二百港元)的，都不可收取。

另外，逢時過節的時候，不少企業甚至會贈送水果籃、月餅等禮物到各傳媒機構，個別機構會按上述方法處理，送到慈善機構或老人院，不過，大部分機構都會分發給同事享用，認為每人獲派一個水果或月餅，不會影響記者的報道。

最難察覺和處理的，可能是過年紅封包。收取紅封包是中國人過年的傳統，並且帶有利利是是的好意頭，收授雙方都害怕拒收會帶來不吉利，難怪《明報》副總編輯馮成章表示，只要符合正常社會的傳統集俗，不是試圖以利益影響記者報道的小額利是，收取不成問題。

不過，紅封包內的「餡」有多少，外人難以知曉，最易出現問題，即使有操守者打開紅封包後發現「超標」而送回餽贈者，一樣會惹來不吉利的怨言，為此，無綫電視新聞部和商業電台均規定，不能收取任何「利是」。商台新聞及公共事務總監陳淑薇解釋，既然不知道紅封包內有多少錢，過年「利是」還是不要收好了。

豈可單靠原則？

相對香港的「自律」，外國大型傳媒機構的機制更能贏取公眾信任，有關守則不單較仔細，亦更透明，包括把守則上載機構網頁，讓公眾也加入監察行列，例如美聯社、《紐約時報》、英國《衛報》和《金融時報》等均是，難道這不是更值得香港傳媒參考嗎？

以《紐約時報》為例，該報訂明，指引的目的在於確保新聞報道不偏不倚，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記者憑常識已可以分辨何謂恰當或令新聞界聲譽受損。有了這原則，有專業操守的記者都會傾向不收禮物，因為誰都不想負上損害行業聲譽的污名。

除了原則之外，《紐約時報》的指引還訂出細則，指示編採部盡量不要收取禮物、門券、優惠及回贈等。即使收到禮物，也要退回給對方，並附上禮貌的解釋；若該分禮物會腐爛，便盡可能轉贈慈善團體，並將情況告訴送禮者。總之，要向送禮者說明，日後還是不要送禮好了。

免費門票方面，除採訪有關新聞的記者，任何人都不得收取門票或利用職權取得較佳的位置。守則甚至訂明，若果記者仍有問題，或遇到守則內沒有說明的情況，請盡量向主管查詢。有了這「保險」條款，記者連以「不知道」、「不明白」等藉口來收取利益也不成了。

再看《美聯社》，其守則亦訂得十分仔細，除拒絕任何人透過送禮影響記者的報道外，還訂明記者除採訪外，不得收取任何免費門票觀賞演出；書籍、唱片等禮物，記者撰寫評論後不能拿去售賣圖利；價值高於二十五美元的電腦產品，一定要退回給餽贈者或捐給慈善團體；員工不能接受任何公司的獨家優惠。

光有原則而缺乏執行細則，確是較易讓有「非分之想」的受訪者、公關、企業鑽空子的，為免叫前線記者遇見試探，管理層還是早為之計，訂定細則。

香港太有「禮」

莊曉陽　香港記者協會總幹事

【記聲2010年4月號】香港傳媒機構對於記者收取禮物的規定並不仔細，記者多賴個人操守作出取捨，但礙於前線人手轉換頻繁，嚴謹的自律界線未必能夠傳承，個別公關、企業或個人的送禮手法日見「重手」和「無厘頭」，值得大家深思和儆醒。

一般而言，記者會的主辦單位會為記者預備新聞稿和背景資料，個別，尤其是帶有商業性質的採訪活動，大會還會備有小食和相關贈品，例如有關機構的筆、杯墊、鎖匙扣或文具等紀念品，有時又會是有關活動的相關物品，例如仿造文物、樣版之類。若價值不高，又在所屬傳媒機構規定的上限數額之內，且不會令人因此看輕新聞從業員，收取這些紀念品自然無可厚非。

無事獻殷勤

不過，上市公司和公關公司近年越來越「闊綽」，記者會附送的禮物越來越豐厚，甚至在傳媒茶聚內加插抽獎環節，當中不乏豐富獎品，連出席記者也覺得不恰當。例如永利澳門有限公司於去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新股上市記者會上，給記者的紀念品竟是8Gh的iPod Touch。這禮物不單止與採訪主題無關，亦與該公司的業務沒甚關連，該公司如此大手筆，所為何來？最慘是部分記者一不留神，沒注意新聞資料夾內有這麼貴重的禮物，帶回公司發現後又要花精神去處理，萬一受人質疑，便真的「吃不了，兜著走」。

抽獎也越來越流行，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HKIRC)二月初公布首屆香港十大「.hk」網站選舉結果時，不單設午宴招待傳媒，席間還設有抽獎環節，大獎是一部個人電腦。香港域名註冊有限公司發言人接受本刊查問時回應指，除了傳媒，當日也有業界友好和合作夥伴參與抽獎活動，純為娛樂，舉辦兩年來，沒有傳媒表示不能參與。但據本刊了解，有記者曾向該會反映，電腦價值太高，不適宜送給記者。無論如何，各行家要自我儆醒了。

另外，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次茶聚也特設抽獎，雖然禮物的價值不算昂貴，只是一些遊樂場的入場券，但記者不禁要問：有這必要嗎？

除了送禮、抽獎，政經界和社團在主辦的新年酒會和春茗上向採訪記者大派利是亦越來越普遍，特別是去年市況好轉，今年的利是金額亦較「鬆手」，雖然仍是以二十元、五十元一封佔最多數，但五百元的利是亦有人收過。若記者不是即時拆閱，日後想退回這些大利是也有難度，因為根本不知道派利是的人是誰。

若然無意收下大利是，尚屬情有可原，若是有事沒事往春茗跑，趁機討利是，則是絕不可取。

喜開放為禮

現金不好派，一些政界人士索性以其他禮物作甜頭，據知，有立法會議員邀請記者上私人遊艇遊玩，以及在新春記者茶聚中送酒作禮；亦有官員於新春飯局後送曲奇餅給記者等。若非心懷不軌，純粹作為聯誼，也並非不可接受，最重要的是，記者不會因此筆下留情。

香港與內地新聞界當然有很大差別，其中一樣是香港新聞界的廉潔，例如在內地採訪記者會時，主辦單位多會夾附「車馬費」給到場的記者，金額由數百元到一千元人民幣都有，香港記者一般都不會收取，當場交還有關人員，贏得內地各界肯定。希望香港新聞界能夠秉持這種專業操守，更希望各公司、公關和人士減少向記者送禮，協助業界維持良好的採訪文化。

須知道，盡量維持開放的態度，向記者提供所須資料，已是給記者最好的禮物！

「無知」收禮可墮法網

曾錦雯 - 《記者之聲》編輯委員會成員

上月一宗全城嘩然的電視台高層涉嫌貪污醜聞，令人關注傳媒機構員工因收取利益或以工作關係謀取利益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可能。其實，記者不時因採訪而收到的紀念品或禮物，如ＵＳＢ手指、紅封包、逢年過節的洋酒美食果籃等是否屬於「利益」？在何種情況下收取才不致誤墮法網？

本刊為此走訪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他表示，若記者所屬機構沒有收受利益指引，記者在沒有向公司申報的情況下收取禮物便有可能觸犯法例，即使收取後轉贈慈善機構或不知收禮標準都不是合理的答辯理由。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
◆任何代理人（即僱員／記者）
◆在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解釋，未得主事人（即僱主／所屬傳媒機構）同意情況下
◆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
◆作出或不作出與主事人（僱主）的業務有關行為，即屬犯法。
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五十萬元及監禁七年。

收禮不二門得僱主同意

湯家驊指出，在《防止賄賂條例》中，「利益」的定義並無定額，故此，不論記者收受的禮物價值多少，在法例上亦屬「利益」，記者收受時，必須得到僱主同意。

他認為，傳媒僱主清晰訂明記者可接受禮物的合理金額是一個良好辦法。僱主可於合約或員工守則中訂明涉及收受金額上限，如禮物或利益超出上限，記者必須向上司申報。

他解釋，如果員工守則有上述清晰標準，在法律上已代表僱主授權和同意其僱員收受此指定金額以下的利益，「如記者接受超出所屬公司指定金額的禮物及利益，而又沒有得到僱主的同意，已經犯法。」

若僱主容許記者收取禮物的價值上限超乎一般人的標準，例如一萬元，記者收取一萬元以下的禮物是否合法呢？湯家驊指出，記者在這情況下沒有犯法，因為普通法中有一項名為秘密過程(secret process)原則，泛指一個人因工作關係所得的利益均屬僱主所有，如不向僱主申報而收取秘密利潤，即違反對僱主的誠信，如果有傳媒機構訂明容許員工收取大額禮物，那便變成「你買我賣」，不屬防賄條例的規管範圍。（編按：這可能是一個涉及機構或個人的道德操守問題）。

至於接受抽獎禮品或收受「利是」，湯家驊指出，處理原則同上，即若超出機構訂明的可接受的金額上限便須取得僱主同意，「不可以話係抽獎獎金就不計算作利益。」

借花來敬佛亦屬偷花賊

對於有記者以為將收到的禮物轉贈慈善團體是一個較妥善處理禮物的方法，湯家驊亦認為未必能夠令記者完全脫身，他解釋，如果禮物超出僱主同意的禮物價值上限，卻又未經僱主同意而收取，其後縱使捐贈出去，亦屬已收受該項利益：「無論記者是捐俾慈善團體，還是俾自己媽咪，已屬享用了該利益，也算作是使用了。」所以，還是先得僱主同意才收取。

此外，每逢過年過節，不少採訪組及記者都會收到一些機構送來的洋酒美食果籃，那又該如何處理呢？湯家驊表示，按同一原則處理，如該採訪組有十名記者，而果籃的金額不超過十人收取禮物上限的總和，採訪組可毋須申報而收取，如超額便要先獲得公司許可。

按此原理，若果籃指定送給某記者，如果果籃價值超出公司准許收取的金額上限，記者未經僱主同意而自行與同事分享，亦屬不妥。

下筆未容情一樣可成罪

至於記者收受利益後是否有作出或不作出與業務有關行為，例如不寫對送禮機構負面的報道，或者對該機構手下留情或「寫好Ｄ」是否觸犯法律，湯家驊說，這要視乎個案，很難一概而論。

不過，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一條，行賄或受賄者即使目的未達，仍屬有罪。在貪污訴訟中，縱使行賄者或受賄者實際上沒有辦理有關要求，並無權力或機會辦理有關要求，又或並無意圖辦理有關要求，也不可作為抗辯理由。

另外，《防止賄賂條例》第十九條訂明，涉及的利益即使在業內已成習慣，亦不屬免責辯護。故此，若大家以為可以用「行規」、「慣例」等作為辯護理由，只怕會「衰天真」了！

在此，由衷建議各位行家，遇到送禮時，要加倍留意，切勿因為一時不慎，誤墮法網。若有疑惑，應向上司查詢及申報，以策萬全；又或簡單地問問自己：可否坦然地將收受禮物的資訊公開? 若能通過這「陽光測試」，則可接受。有關方法的落實，既可保障自己，亦可共同推動正確價值觀，免卻瓜田李下的嫌疑。

小貼士：「利益」的定義
• 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佣金，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值證券，或任何種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 任何職位、受僱工作或合約；
• 代支付或免除清還任何借貸；
• 任何服務或優惠　（可即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屬於款待，不視作利益）

乍暖還寒的新聞界

麥燕庭　《記者之聲》總編輯

初春天氣乍暖還寒，只是，「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想不到李清照的詞用在新聞界的待遇上還是挺合適。

根據財政預算案，通脹將會重臨香港，財政司長曾俊華預計，全年的基本通脹率為百分之一點五，而財政年度的整體通脹率更升至百分之二點三，可見通脹的趨勢至少會持續到明年四月。不過，根據本刊調查，大部分新聞工作者的薪金在扣除通脹後，可能會出現負增長，情況令人失望。

本刊向二十二間新聞機構查詢，已經或相信會加薪的新聞機構有十間，凍薪的有八間，仍是未知之數的有三間(詳見附表)。即使加薪的，絕大部分不超過百分之三，而香港寬頻獲大幅加薪兩成的，主要是因為個別新聞工作者的入職薪酬過低，須大幅加薪以追上市場水平。以此計算，加上凍薪的機構，大部分新聞工作者的加薪幅度將低於通脹。

花紅發放好壞參半

發放花紅的情況也只是好壞參半，有十間機構繼續發放花紅，數額由一個月至四個月不等，最多的，是《am730》的個別員工，整體而言，較多是獲發一個月花紅的。決定不發放花紅的，亦有十間傳媒，當中，最令人失望的，是《南華早報》，該報由今年起突然取消花紅。希望這只是權宜之計，明年便會重新發放。

另外，假期福利得以改善的亦屬少數，只有香港寬頻按集團政策，新設侍產假和一年兩天的考試假，新聞部新聞總監李志堅還表示，若有須要，兩天的規定亦可有彈性安排。對希望充實自己的行家，這不啻是個喜訊，而侍產假在新聞界內更可算是創新之舉，希望其他新聞機構會見賢思齊吧。

誠然，總的來說，新聞界的薪酬福利並不理想，而與新聞工作者齊齊受苦的，還有一眾受薪階層。根據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去年十一月公布的調查顯示，在提供數據的行業中，2010年的預算薪金調整幅度平均介乎百分之零點一及百分之四點一，預算整體平均加幅約為百分之二。該會薪酬調查委員會聯席主席黎鑑棠指出，企業對今年薪金調整採取審慎和保守的態度，是因為營商因素不明朗以及全球經濟下滑。

但從過往經驗看來，面對不明朗前景時，勞方往往成為第一個待宰羊，資方為了自保或保持盈利，一般會過度削減員工薪酬以致其他成本而最終獲取多於預計的盈利，2003年沙士及09年的金融風暴後翌年的保險業盈利便是一個例證，教打工一族氣在心頭。

若資方繼續自肥，只怕更不利日後的勞資關係發展和競爭力提升。近年有多少資深新聞工作者轉職至薪酬福利較佳的公關行業？新聞質素有否下降？相信各機構主管比筆者更清楚。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希望大家共同解決有關問題，以免後悔莫及。

太「甜」的立法會走廊

許偉賢 - 政治線記者

「喂喂，可唔可以幫手寫篇立法會走廊嘅文？」

「吓，有乜好寫？」

「寫下呢幾年嘅轉變囉，聽講你有D意見架！」

「.........好啦，希望寫完唔會俾人鬧啦。」

這篇文章，是在我與現職記協總幹事莊曉陽上述對話下「誕生」的。

要清楚說明寫作背景，是希望外界別誤會我對這條立法會走廊的「工作狀況」有一大堆苦水要吐，刻意找一個平台來宣洩。其實，我對這條從前尚且可以「搵料」到現在幾乎只用來象徵式「扑咪」甚至「吹爛水」的走廊根本不存厚望，若能逢周三在這條嘈雜得似街市的走廊得到一些「據了解」的分析或背景而非純花邊新聞，已經相當滿足。部分議員和資深政治記者不約而同認為，現在的立法會新聞，「新聞甜品」比「正餐」硬新聞要多得多。

淪落至此，會否與議員質素每況愈下或傳媒機構未能留住有能力及經驗的記者有關？

過往，議員似乎都較有政治風範與胸襟，記者提出嚴肅而敏感的問題，他們都樂於直接回答和討論，有時還會將政府或其他人士的想法一一道來，因為「有料到」，記者自然熱衷跟進，不少新聞亦由此而來。

可惜現時部分議員不時拒絕就嚴肅議題表態，每每追問三、四次也沒有答案；相反，談起無謂的花邊新聞卻是口沫橫飛。與其浪費心力仍然徒勞無功，倒不如跟你「鬥無聊」，結果便出現惡性循環：大家只管談放假到哪裡旅遊、餓了到哪間餐館醫肚、閒時到哪裡血拼，似乎力爭在花邊新聞版見報已成為個別議員任內「大志」。

這幾年的政治線記者不斷換人，每每做不夠兩、三年便離開，也是立法會走廊「無料到」的原因。不少議員私下慨歎，「連佢地叫咩名係邊個都唔知，點同佢地傾偈？」這並非因為他們有階級觀念，不願與新記者接觸，只是當一大堆年資尚淺的記者圍著一個議員，對他所談及的正經議題似懂非懂，也難免令議員談正經事的意欲降低。

有議員曾私下抱怨，不想每次都要將事情由盤古初開講起，可惜圍著他的行家十居其九都沒有相關政策認知，無奈地又要將事件背景始末細說從頭。既然自覺記者未必聽得明白兼不感興趣，倒不如跟大家嘻嘻哈哈了事，何必認真？

既然無法令尊貴的議員自行檢討，惟有寄望傳媒老闆可以「鬆手」一點，留住有經驗與能力的記者，若此，新入行的記者自然有師可承，無須在立法會走廊以致政治圈「盲摸摸」，也令議員不致因為眼前幾盡是陌生面孔而吝嗇開腔論政，轉而純粹「吹水」。

當然，亂闖亂問也總比不聞不問好，希望新記者也多做功課閱讀資料，多開金口，讓議員知道你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知道你有興趣採訪政治新聞。

無冕皇帝趕科場

楊健興
(翻譯：陳凱欣)

坦白講，兩年前，當資深新聞工作者邱誠武獲委任為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行家以及公眾對都此任命沒有很大期望，很少人會真的相信記者淌政治這混水 -刻薄一點來說，是政治泥淖 - 能為上亞厘畢道的權力核心帶進一股清泉，遑論他們能夠真正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狹義來看，相信沒有太多現職新聞工作者和新聞系學生會對邱誠武的任命看得太重，認為這可以成為記者事業更上層樓的階梯。若有任何記者希冀，在這個城市的政治世界裡有一片樂土能讓他們推動變革，恐怕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多得「消息人士」或「熟悉政府運作人士」之類的官員放風，媒體和公眾在正式公布前已知道首批政府栽培的第二及第三梯隊 - 副局長以及政治助理，除了一如所料有出身於學術界、商界以及政界的人士之外，亦有來自媒界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擴闊了挑選政治人才的圈子，似乎是急欲向外表明他有決心培育政治人才和加強他的領導班子。大體而言，新聞工作者獲政治任命並不出人意表，叫人納悶的是，負責選拔問責官員的政府官員從來沒有解釋拉攏記者入局的背後理念；更奇怪的是，無論在公開場合抑或私下吹風，他們都沒有透露端倪，究竟政府對這批有記者背景的政壇新貴在加強政府管治方面有甚麼期望？

可堪玩味的是，從報道的篇幅看來，傳媒似乎對邱誠武及幾位記者被委任為政治官員興趣不大。也是的，誰叫這批問責官員獲委後，迅即爆出一個又一個例如外國護照和薪酬過高等爭議，佔據了傳媒的版面。傳媒沒有在記者當官這件事上挖下去，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發掘不到甚麼大不了或引人入勝的故事。首先，在加入政府之前，身為《香港經濟日報》執行總編輯的邱誠武，並非行內具爭議的人物；再者，對於政府挑選有新聞工作背景的人進入官場，傳媒並沒有什麼獨特看法，而記者轉行當官這個話題亦無法引起公眾討論。倒是邱誠武有談過自己的任命，他說，新聞工作者善於聽取別人意見，然後作出分析，這將有助他的新工作。

表面看來，曾班子看中新聞工作者有助壯大其領導班底，不無道理。新聞工作者善於掌握民情，而經驗豐富的政治版記者，由於人際網絡廣闊，與官員、政黨、商界、專業菁英、非政府組織、媒界及社會大眾等眾多主要持分者都有聯繫，成了他們做好政府這分工的寶貴資產，加上資深新聞工作者熟悉傳媒運作及文化，與媒界打交道時，自然會較為得心應手。正如邱誠武所言，記者需要從不同角度去分析事件，相信他們能夠客觀處事，從而更能了解事情的真象。

新聞觸覺有用解難能力更重要

然而，政治現實遠較想像來得複雜和殘酷，加上在普選爭議不休的情況下，政府貿然引入和擴大問責制，令事情變得更壞。未獲民主授權似乎已成了曾班子的「原罪」，令到他的團隊無法評估民意、掌握社會脈搏。民意從來都是各走極端而又自相矛盾的，在複雜而具爭議的事情上就更加明顯，廣深港高速鐵路撥款便是一個例子。一個具備新聞觸覺及分析能力的副局長，誠然可以協助其團隊明白爭議背後的政治角力，爭取輿論支持，然而，解決社會政治衝突，仍端賴整個行政機關和問責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

政治裡「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邱誠武轉職後應該明白，當記者時所建立的友誼是何等脆弱。他上任不久，便發生的士收費爭議，居中調停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指責他拒絕與一批計劃在機場附近慢駛抗議的的士司機親自對話，使他跌進政治熱渦中。邱誠武則解釋，他已將工會人士的要求交予負責接觸工會的運輸署同事跟進。究竟梁耀忠是否高估了他與邱相識多年的情誼，認為他不會那麼官僚，會願意與他協助的司機會晤？外人不得而知。有評論指，邱誠武在事件上欠缺政治觸覺，角色混淆，因為當這宗運輸界的爭議迅速演變成一場小型政治風波時，大家會期望問責官員懂得即時介入救火，防止風波擴大，但邱誠武卻把爭議交由其他官僚去處理，難怪被批評為卸責。有人說，事件亦反映，無論出身如何，問責官員若不能繞過政府既有的規則和運作程序，其政治迥旋空間一定有限。

延聘記者進入管治班子以鞏固政府公共關係可說是跡近空想，有人似乎高估了媒介出身的問責官員在輿論戰奪戰中的角色扮演。合理的政策及其諮詢過程仍然是爭取民意支持的關鍵。現在，大家都會用有色眼鏡看政府的政治化妝工作，即使是積極進取的媒體策略及工作，亦變成幫倒忙。另外，有批評指，曾蔭權與傳媒打交道時，用的仍是對待政黨那一套「任人為親」，亦加深了新聞工作者對政府委任幾位行家入局的疑竇。說得白一點，沒有多少人會感激曾蔭權為記者開啟了新的事業發展方向。

記者為官核心價值難兼容

出現這樣的結局，不光是因為暫且放下本身專業而接受委任的記者、學者以及專業人士日後可否透過「旋轉門」機制再闖一番事業，而是對於新聞工作者來說，當官違反了記者的核心價值，包括獨立思考、不偏不倚及實話實說等，兩者實在難以融合。或許，當記者只是扮演顧問的角色，例如在幕後擔當局長的政治軍師或顧問，這興許能減低兩者的矛盾。

在政府問責制下，接受任命的問責官員一是具備政治技巧，一是深諳其管轄的政策範疇或學有專長，若能兩者俱備，當然更為理想。由此看來，冒險延聘資深新聞工作者投身政治，篤定是困難重重的。無論當事人喜歡與否，媒介和社會大眾已對零八年的政治任命判了刑。事實上，公眾難以評價個別問責官員的表現，從而評定任命數位新聞工作者進入領導班子孰優孰劣。已入局的傳媒朋友可能認為投身政圈可以大開眼界，機會畢生難求，故此物有所值；至於一般記者和市民質疑這批政治任命官員能否帶來任何轉變，亦屬情有可原。

楊健興，資深政治新聞工作者，現職《信報》新聞總監，但只代表個人意見，並與邱誠武及曾班子內數名前記者諗熟。

『柴娃娃』奪第25屆記協盃冠軍

鄭偉強 ─ 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幹事

在不少傳媒行家的吶喊助威聲中，第二十五屆記協盃足球賽決賽賽事在既緊張又熱鬧的氣氛中進行，終於，失落冠軍多年的「柴娃娃」隊擊敗十九支勁旅，再奪殊榮，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六日捧走冠軍獎盃，為是屆記協盃劃上歡欣的句號。

經過四個月的爭逐，衛冕冠軍的『有線新聞A隊』與傳統班霸「柴娃娃」隊在跑馬地運動場上演的冠軍爭霸戰對決。上半場柴娃娃隊先入一球，有線隊加緊於下半場後段扳成平手，戰況緊湊得連在旁觀戰的新聞處處長黃偉綸也放聲吶喊，結果須以點球分勝負。『柴娃娃』隊3個點球入球，以4：3 戰勝『有線新聞A隊』，捧走記協盃冠軍獎座。

在季軍戰中，『東方報業』隊以2：0勝出，而『Hartiend FC』則屈居殿軍。

記協盃每年均會邀請政府新聞處及澳門記者聯會代表隊進行友誼賽，今年更特意邀請曙光(無家者)足球隊與記協代表隊切磋較量。曙光足球隊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召募街頭露宿者組成，多年來均有參加由國際街頭報紙網絡主辦的「無家者世界盃」，與來自全球不同國家的「無家者」足球隊對決，實力可想而知，記協隊面對這支擁有豐富國際賽事經驗的強隊，自然是一場硬仗。

賽事一開始，雙方均採取攻勢，互有攻門，表現勢均力敵，但其後記協隊多次成功打破對方防線成功攻門，迫得曙光足球隊在下半場轉以防守陣式對陣，可惜亦難以扭轉戰況。結果香港記者協會代表隊以5：2勝出曙光足球隊。承讓承讓！

在其他友誼賽事中，政府新聞處代表隊以1：1與記協隊打成平手，而澳門記者聯會代表隊則以2：1氣走記協代表隊。

另外，『有線電視隊』球員劉家禾以十二球的佳績再奪最佳射手獎。四強和神射手代表從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李家祥博士、政府新聞處副處長陳任慧芬女士及助理處長梁文滔、譚錫揚、林羅寶蓮及記協主席麥燕庭手上取過獎盃後，亦標誌今屆賽事正式結束。

欲知比賽及賽事結果，請參閱記協網站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838&lang=zh-TW)。本會感謝各傳媒同業的熱烈參與，祈盼大家繼續鼎力支持下屆記協盃！

鳴謝：
第二十五屆「記協盃」承蒙以下人士慷慨資助，令賽事得以順利開展，香港記者協會特此鳴謝！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霍震霆先生。

再次多謝早前慷慨贊助的何鴻燊博士、香港足球總會主席梁孔德先生和香港體育學院主席李家祥博士。

練總的最後一課

【記聲2010年4月號】《信報》前主筆練乙錚果然魅力沒法擋，自傳出他會在一月「封筆」後，不少行家都感到有點悵然若失和依依不捨，於是記協辦了一次「飯局」，讓他與會員和行家在輕鬆的環境中交流、話別，三十個位子迅即爆滿，由於向隅者眾，本會隨即主辦第二次「飯局」，一樣爆滿。厲害，厲害。

更厲害的是，兩次交流飯局都讓大家談得興起，結果每餐飯都吃了五、六個小時，差不多要餐廳「趕」才結束。究竟是「練總」講得？還是我們這幫記者「問功」了得？當然是兩者都得啦！

可惜，兩次飯局的精彩內容，我們不能跟你全盤分享，能說的是，「練總」每天提筆寫他的「香島論叢」前，都要花三小時看資料、新聞和蘊釀。而他常上的網站包括：

1. 美國的國立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內有很多免費的研究論文，資料詳盡。
網址是：http://www.nber.org

2. 中國首家以資訊服務為核心的股份制高新技術企業 - 萬方資料股份有限公司網頁，該公司直屬中國科學技術部，當中收集了內地期刊和研究論文。
網址是：http://www.ilib.cn

3. 北京大學法學院網站。
網址是：http://www.law.pku.edu.cn

4. 中國選舉與治理網（較多自由派觀點）
網址是：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5. 烏有之鄉（較多左派觀點）
網址是：http://www.wyzxsx.com

當然，引用時，尤其是內地網站的資料，必須先行核實清楚。

午間小聚：副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

記協於3月12日與香港外國記者會首次合辦午餐會，承蒙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先生與本會會員交流並共進午餐。

薛偉成除介紹他在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工作外，還一一解答行家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不時代表政府就一些涉及憲政的案件上庭的薛偉成，亦有談及如何應對挑戰，平衡社會治安和公民權利與自由。

「質」得樂 - 記協荔枝莊地質公園旅行誌

戴偉倫　香港記者協會榮譽司庫

(翻譯：鄭偉強)

【記聲2010年4月號】本訂於二月上旬舉辦的荔枝莊地質公園導賞團，因大雨關係未能成行，須要延至三月七日下午舉行。可是，天公依然未能造美，出發當天的天氣很冷，雨又下個不停，慶幸三十名參與這次行程的記協之友依然樂在其中，在地質專家導賞下，享受這片獨特的地質風光。

帶領記協團友遠征地質公園的，是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陳龍生教授。已有二十五年教學經驗(當中十五年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陳龍生教授，以教學內容豐富和投入見稱，深受學生歡迎，我們甫一宣傳，地質公園導賞團在極短時間便告滿額，足見陳教授的江湖地位。

一行人從馬料水碼頭乘船出發，船隻顛簸前行，不便抵達目的地荔枝莊。上岸後，陳教授帶領我們沿海岸線西行，一路講解暴露於地表的火成岩的特質，以及此處的岩層結構和沉積岩的形成過程。

作為香港自然地貌的保育先驅，陳教授希望大家細意欣賞這些難得一見的火成岩，因為這些珍奇地貌到我們的子孫後代時可能已消失殆盡。

在動身遠足前，我們在荔枝莊一個家庭式小店內稍作歇息和補給。在這寒冷的下午，有熱食暖胃自然最好不過，於是大家紛紛「落單」叫麵，老闆單靠雙手便煮出十多碗餐蛋麵，讓我們大快朵頤。

吃著吃著，陳教授與我們分享他之前到荔枝莊遇到的一些怪事，教大家神經再度繃緊：某個晚上，他獨個兒在房內睡覺，看見房內有一條蜈蚣，於是把牠殺死，並把死蜈蚣丟在房間老遠處，但第二天早晨醒來時，竟發現那條死蜈蚣躺在自己的床鋪上！又有一次，他與學生們一同來這裡旅行，半夜時，竟看見收藏好的骯髒內衣褲無緣無故「跑」入房內。

吃完麵後，我們繼續行程。本是又窄又斜的小徑，被雨點打得一片泥濘，有些路段更變得有點危險。我們跟著領隊，沿著泥濘的路徑，由荔枝莊上步至深涌。走過三公里的步程，我們爬升了海拔一百四十米的高度，沿途可見更多的火成岩和火山灰。上山已教人筋疲力竭，回程時落山則更是舉步維艱，因為天雨已把地面弄得一片濕滑。

總括而言，此行不但令我們振奮，也啟發了我們對自然環境的認識，在此，我們再次感謝陳龍生教授在嚴寒中為團友上了一課充實的地質課。不過，乘船回航時，我想，大家最盼望的，應該是可以盡快沖個靚涼，以及享用一頓豐富的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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