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從香港到菲律賓

麥燕庭

【記聲2010年10月號】突發新聞不光是「死人冧樓」,它很多時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延遲公布只會令市民利益受損。

突發新聞少了,不光是突發記者的生計問題,它是市民知情權被削弱的明顯表徵。

突發事件訊息被警方壟斷,只會容讓警方和執法部門擁有不受媒體監察的特權,縱容警方和執法部門以不為人知的所謂標準或毫無標準作為官官相衛、工作可能不達標的遮光罩。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香港記者協會研究警方發放突發事件訊息後的發現和結論。只要把記協在警方零四年十二月推行通訊系統數碼化後的頭三個月研究與去年同期的研究比較,便可發現,警方從來沒有認真遵守發放資訊的承諾,而每天的發放數量更由最初的11.8宗降至去年底的2.7宗,降幅達八成,是每況愈下的最佳註腳,亦是權力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典型例子。

故此,來自公眾的資訊理所當然地要回歸公眾;若此,讓記者接收刪除報案者個人資料後的突發事件資訊,不是最佳保障市民利益的方法嗎?

警方發布訊息量之低,惹來社會嘩然,當局其後發放有關訊息的數量略有增加,但這並非治本之道。誰保證警方不會在社會壓力稍有退減時故態復萌?

其實,除了警方在發放突發資訊時沒有信守承諾之外,政府在發放資訊時也沒有落實中英文是香港法定語言的政策,因為記協發現,經政府新聞處發放的稿件,「只有中文」的稿件大幅上升,即使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時的回應,也是「只有中文」的多!問題是,立法會文件是流傳後世的官方文件,不單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後世改善政策的根據,更是以英語為主的國際社會瞭解香港的主要渠道,減少英語稿件豈非自行削弱香港的國際化地位?每念及此,當局豈可因為資源不足為由而略過不譯?看罷任美貞的文章,便知問題有多嚴重。

我們並非只會批評別人,毫不自省。傳媒在處理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確有值得商榷的餘地,當地傳媒的無間斷直播、與挾持人質的槍手進行直播訪問、長時間佔用挾持人質者的電話線等等,均可仔細討論。但這一切,大家可以參考龐蒂學會和美國職業記者協會等組織的守則。本刊要討論的,是較微觀的採訪方法 – 如何採訪傷心欲絕的意外倖存者及死傷者家屬,一個不少行家感到困惑的問題。

誠然,有關討論只是給一眾行家一個討論基礎,因為現實情況千差萬異,討論不能為每種情況訂定標準問題,但只要本著關愛之心,不讓人雪上加霜,保障市民知情權與不侵擾傷痛者是可以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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