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身成仁?抑或善養浩然之氣?

李以莊 now寬頻電視記者

執筆之日,正是艾曉明老師發表《境外記者,能不能告訴我譚作人如何協助你們採訪?》一文之時。艾老師文中字字鏗鏘,論點發人深省。必須聲明,本文非為挑戰艾老師的論點,只是提供一些經歷供同行參考。

二零零九年四月初,我與攝影師到四川省北川採訪部分年前地震遇難學生的家長,得悉北川中學在建築過程中有人涉嫌貪污,將建築材料轉售予村民圖利。我們取得涉事人的申訴書及其他相關資料,以及採訪了願意公開真相的證人後,再拜訪一名在事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 Y。

與艾老師一樣,我們也是千里迢迢,走過崎嶇山路到達Y的家裏;也與艾老師來港遇到的「境外記者」一樣,Y堅決拒絕暴露於鏡頭前;當日,我也與艾老師一樣,氣憤難平…。

然而,結局與艾老師的經歷不同,那是後來的事。

當我仍在游說Y的時候,Y的太太及她懷中的初生嬰兒也在。Y是災民,居住的地方只是在一張蓋在爛地上的大帆布。我在Y的「家」待不夠五分鐘,已經有公安登門搜捕我們,Y熟練地指導我們到樓上的密室暫避,過了好一陣子,我們再從屋後的小巷逃到安全的地方,於是致電在當地僱用的司機來接。

可是,連同車子抵埗的,是車內兩名便衣公安。他們二話不說,把我和攝影師強拉上車,再吩咐司機駛至附近派出所。我們曾出示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發出的採訪證,但公安仍以採訪前沒有通知「當地」政府為名扣留我們,並企圖禁止我們打電話,但我們以自身安全為理由,立刻致電公司匯報事件和我們身處的地方。

當日,我們被扣留了超過八小時,遭搜身及翻查錄影帶。公安先盤問司機,了解我們是次行程、目的、逗留了多少天、見過甚麼人等相關資料後,再分開盤問我和攝影師,隔一會兒便又互相核對資料,以確認我們有否說謊或隱瞞。

盤問時,公安以我口述他筆錄的方式,紀錄我在四川的工作,包括曾經採訪甚麼人、誰通知我們來採訪、採訪目的、看過甚麼文件…,他們再三反覆要我交代的,是「誰和我們聯絡、給予我們資料」。依我盤算,這分口供並非針對我,而是用作指控受訪者的罪證。

至此,我猛然醒悟,若Y接受採訪,Y的採訪錄影帶很有可能成為政府指控Y的罪證,難怪Y不願接受訪問。

想通以後,我的口供便以「三實七虛」的原則進行,一些無關痛癢的,當然如實相告,但一些涉及、或可能涉及他人利益及安全的事,便以「忘記」、「不清楚」搪塞過去。總而言之,就是盡量以不危害受訪者的答案回應。說謊,是必要時不得不用的方法。

這當然不是惟一的應對方法。聽說友台的資深記者在採訪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時亦曾被留難,但該名記者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打動了留難他的人,其後更可以自由採訪。我想,這才是上上之策,也是值得我學習的做法。

最後,我被要求在口供紙上每一條答案蓋上手指模,也簽過了傳聞中的「悔過書」,書面承認這次是「無證採訪」,犯了錯。最後,公安派出警車「護送」我們離開北川。

誠如艾老師所言,譚作人為四川災民的貢獻、為尋求公義的理想、為追求理想縱身陷囹圄終不悔的堅毅風骨,值得尊重。然而,在我所認識的四川義士之中,也不乏一些暗中行事,既希望保住自身與家人平安,也能對外揭露真相之人。他們一息尚存,便意味對外發布消息的渠道尚未斷絕。個人認為,殺身成仁和善養浩然之氣者,同樣值得尊敬。特別是在民主、多元的社會,更應該容納不同人的不同價值觀。

有一句西方俗諺︰「判斷他人行為的價值之前,請穿上他的鞋子走上至少一里路。」易地而處,知易行難。但我認為,作為新聞從業員,若秉持着這分心情,報道想必更持平,待人接物許或更有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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