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人以棍架頸 要求交帶 採訪新疆騷亂外一章

黃嘉瑜 now寬頻電視記者
七月七日下午 ,正趕著吃午飯,採訪主任來電,簡單一句:「外電報道數百漢人持棍上街。」我們隨即動身。

由收拾輕裝備器材,到走出酒店,短短兩分鐘,沒空想像接下來發生的事。甫一出門,即看見數十名中年的漢人手持木棍。順著人潮,轉過一個又一個街角,人數越來越多,他們向著維族社區前進,來勢洶洶。當中,不只是怒漢,還有老婦、十多歲的年青人,手上都緊握著武器,有木棍、鐵鏟、鐵管、開山刀、菜刀...。

我心想,今天的頭條要爆發了,心情既興奮又緊張。我和攝影師胡兆榮跑了不知多少條街,沿途還做街訪。上街的市民批評:「政府都保護不了我們,我們要自衛」、「我們要報復,他們(維族)殺了我們這樣多人」。

緊張的氣氛慢慢升級,前方的武警極力勸阻,雙方互有推撞,但此時警力相對較小,不敵群眾憤怒的情緒,群眾一次又一次衝破警方防線,向前推進。遊行路上的維族商店,大門上鎖,沒有燈,沒有聲音。街邊的蔬果地攤,明顯看出老闆聞風先遁,來不及收拾地上的貨品。

我偶爾向上望,提示攝影師留意維族人的蹤影,以為維族人會從窗戶探出頭來,結果沒有。窗戶緊閉,與漢人的激動成了強烈對比。

公安不斷驅趕我和攝影師,用手拍打鏡頭,我們惟有尋找隱蔽位置拍攝,直至走進一條小巷,開始感到情況不妙。

前方是維族社區的入口,武警已嚴陣以待,防止漢維兩族直接衝突。武警後面是維族人的民房,零星幾個維族人在屋頂觀望、擲碎石。混亂間,「冷靜!冷靜!」、「報仇!報仇!」之聲此起彼落。

正當我們拍攝警方和漢人之間的爭吵時,前方「砰」的一聲,把我和攝影師嚇了一嚇,是槍聲嗎?
幾秒後,刺鼻的煙霧迎面撲至,是催淚彈!

記得06年12月,採訪在香港舉辦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警方向南韓農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那是我第一次嘗到催淚彈,非常刺眼,淚水狂瀉而下,趕快用濕毛巾掩面。但今次我們手無寸鐵,連紙巾、水也沒有帶出來。我們往後退了幾步,但喉頭已不自覺地咳嗽起來。今次的催淚彈不傷眼,但很刺激喉嚨,很臭。

由於催淚彈落地的位置跟我們有一段距離,我們退後幾步,用樹掩護繼續拍攝。突然又傳來「砰」的一聲,我回頭一看,幾個漢人用鐵棍狠狠地敲打一間維人店舖的門,眾人情緒一下子爆發出來。

攝影師本能地把鏡頭朝著那方向,但霎時間,十幾個手持鐵棍和木棍的漢人把我倆重重包圍,不斷咆哮:「為什麼你們只拍攝我們,維人殺我們的同胞你不去拍...」。說時,有十多隻手伸過來搶攝影師手上的錄影機,「把帶交出來,交出來...」。原來是怕被攝入鏡頭,讓人秋後算帳。

那一刻,我倆完全跑不動。平時採訪群眾活動,各方會顧及記者身分,有所退讓,但這一次,民族的仇恨已蓋過一切。
我們嘗試解釋,但對方都聽不進耳朵。我和攝影師雙手緊緊抓著攝影機:不想交帶,也怕跌壞了攝影機。但這引來更大反彈,那些漢人把手上的鐵棍用力地壓在攝影師的脖子上,我倆肩膊都被人從後抓實,雖然不斷掙扎,但越來越多人圍著我們。我知道,若不交出影帶,攝影師肯定要挨揍了,喧鬧之中,我和攝影師互相遞了個眼神,知道無堅持餘地。

接著那幕印象很深:一名漢人把搶到的影帶擲在地上,用力踩了一腳。那一刻,我們都很沮喪。

其後,我們被推推撞撞,驅趕到人群之外,還未定神,我做了第一個電話報道,喘著氣,喉嚨仍有催淚彈的刺痛,言語間有咳嗽聲,背後仍有零星的催淚彈聲。技術上,那肯定是我最爛的電話報道,但氣氛卻是最有現場感的。


一點感想:
記者在前線採訪群眾暴力事件,分分秒秒都在做決定:要走到多前?要不要比行家對手走得更前?要不要攝影師跟你一起衝上去?上司擔心同事安危而要我們撤退,但事情還在發生,要不要服從指示?誰來傳片「走帶」或報料?還有,危急時,是放棄影帶抑或冒著被人打的可能搏一搏?

在連串問題下,記者往往會忘了個人安全。因為在重大事件面前,我們不甘心退下來,我們想當歷史的目擊者,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知道,記者的責任就是記錄事實。

但我更想講,無論觀眾最終看到多少影片,好看與否,請向一眾攝影師致敬,他們往往比文字記者更容易身陷險境,流的汗水更多。熒幕見到的,只是他們心血的一小部分。


後記:
我和攝影師在新疆採訪六日,回到北京仍惦念著失去的影帶。一個星期後,突然收到美聯社駐北京記者的電話,請我上去認領一盒錄影帶。原來他們在烏魯木齊遇到一個維族男孩,說在地上拾到影帶,當時盒子已破碎了。感謝有心的美聯社記者把錄影帶修復,部分影像雖然未能還原,但還能認出片段中本人的聲音!

這失而復得的戲劇性發展,真讓人感覺世事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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