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是無情的洗禮

甄美玲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助理教授

【記聲2003年12月號】我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指出記者的打工仔處境,往往令他們身不由已,根本很難遵守新聞操守。讀過今年同學的實習感受,我發現情況轉壞,認為有必要再談談這個問題,現徵得同學的同意,將他們的一些感想羅列:

「當記者的就是這樣,沒有時間去想去怕去同情去憐憫。這樣說或許有點可怕,但現實沒有機會讓你大義凜然,可能良心狠狠的責備,卻總比給上司罵得半死來得好。我不同意別人說『記者是冷血、甚麼內心掙扎、良心責備』事實上,一開始我已做好這個準備,『專注』我的採訪工作,甚麼四書五經也得拋諸腦後,甚至帶點悲哀的說法:下班,已經累得半死,還有時間想這些人生道理嗎?我沒有。明天頭條新聞的主角或許就是我,天曉得。」

「如果要採訪受害人,應化身記者以外的身份,用盡所有說話技巧,以求能接近受訪者,甚至取得個人資料及相片。於是,我與幾個初生之犢(實習記者)避過多名保安員,溜上傷者的病房。可惜護士不許採訪,更勒令我們立即離開。」

「其實我十分討厭刻意迎合的,但有同學告訴我,無論哪家機構都有其取向、拍馬屁對象、審查......就連某大傳媒也有的,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因此毋須介懷。」

「採訪汀九家屬的那一次,我越益厭惡自己,家屬都不願意提及已故親人...我卻專往別人的痛處挑,無奈,若不是這樣作,我不能回公司『交差』。」

「明知道他考得不好,還要去問他的感受,這豈不等於在他的傷口上再撒一把鹽?即使他願意回答我,幫我完成任務,但我又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他呢?我覺得,我這樣做真的很自私,無奈這是上司吩咐的,我並沒有選擇。那一刻,我突然覺得,做記者很悲哀。」

「記者的工作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有型』,所謂角度也只是由採主決定,不是我想寫甚麼就寫甚麼,更不是我想寫就寫,不寫就不寫。總以為記者很偉大,一直想當戰地記者,但我連日常採訪的沉悶都忍受不了,又怎有耐性長年在異地捕捉新聞。」

「我沒有信心可以當個充滿熱誠、理想的記者,特別是出席『騎呢』(請恕這是最貼切的形容詞)記者會,或是在兩場採訪之間『遊蕩』了三數小時後,或是跟一眾同僚下午茶小休時,我都會很厭煩記者這一行的『虛耗青春』。」

「實習是實現理想,也是磨滅理想的日子。」

免強迎合非上策

現實的記者生涯,與同學想像的有距離,一點也不出奇。不過,這兩年來,都有少數同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為免責罵,為保工作,就算不情願,都要迎合上司的要求,包括採訪時做一些有違新聞操守、甚至犯法的行為。同學這種想法,令我憂慮。這絕非上策,甚至會苦果自吃,留有案底,賠上前途,而新聞行業有著這些新血,前景亦很可怖。

同學們都受大學教育,飽讀新聞理論,對記者應有的專業操守絕不陌生,為何會有這些想法?我認為,這可能是屈服於現實的表現,更可能是無奈的控訴。

以現時的安排,實習同學並不享有什麼保障。基本上,大學只為同學聯繫新聞機構,至於工作條件,則不論大學或同學,都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到了實習機構,更是各安天命。作為實習生,有些可以置身事外,冷眼旁觀記者同行用各種手法採訪;但近年有些同學在上司半教半勸後,會嘗試用盡一切手段去達到目的,希望避過責罵,甚至贏得讚賞。

出路:合約附加操守

多年來,很多新聞機構的高層在追尋利潤之餘,亦會高調地表示願意遵守新聞操守,但在日常運作中,不少中層人員為求自保,以防獨家欠缺某宗新聞或某幀相片,會下令前線記者無論如何都要完成採訪任務,往往置新聞操守不理。

我認為,單是學院或傳媒高層強調新聞操守,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從制度著手,才能保障實習同學和基層記者,而最簡單和有效的方式,莫過於在入職合約中,附加專業守則,讓僱主承諾,不會迫令僱員,作出任何違反新聞操守的行為。這樣一來,中層人員作為打工仔,亦同樣得到合約保障,不會層層施壓,要求下屬為求採訪,不擇手段。與此同時,亦要舉辦課程,向中層和前線人員詳細解釋,到底要摒棄什麼惡習,才會符合專業守則的要求,才不至身陷法網。

我不想唱高調,將記者工作無限神聖化,但我也要勸勸同學們,要摒棄打工仔的心態,不要盲從新聞行業的陋習。事實上,如果單單為了一份薪水,大學畢業生還有很多選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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