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逼王見秋下台?

麥燕庭 香港記者協會操守委員會主席

【記聲2003年12月號】「任何市民都不應被傳媒……公審……以我一己的力量,確實難以抵擋全港報刊聯手的攻擊,今日我深深感受到傳媒的殺傷力。」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王見秋十一月六日面容嚴肅地唸出他的辭職聲明時,不忘對傳媒提出嚴厲指控。但這是實情嗎?並不盡然!

自我淹沒的聲音

王見秋指任何市民都不應被傳媒缺乏對整件事情的了解而公審。這在一般情況下是對的,但放諸王先生身上卻不是那麼一回事。

首先,王先生並非一般市民,他當時是平機會的主席,不單領取每月十多萬公帑的月薪,還是為社會維持和尋求公義的法定機構負責人,是一位須受社會監察的公眾人物。當社會為他解除平機會候任行動科總監余仲賢、享受雙重福利、涉嫌收受富商機票外遊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時,他有責任向公眾解釋,但王只是選擇性地挑個別傳媒作訪問,希望他的版本在可控制的情況下見諸公眾,這並非一個須受社會監察的公眾人物應有的態度。

至於指傳媒在缺乏對整件事情了解的情況下進行公審,那是王見秋放棄自身權利的結果。新聞工作者並非當事人,亦非無所不知的神,正因如此,我們本著求真和公平的原則,盡量聽取各相關人士的版本,希望即使在瞎子摸象的情況下,也能把一個最接近真象的版本向公眾交代。

可是王先生放棄了這個權利,由《東方日報》和《太陽報》在十月二十日首先披露王見秋獲行政長官酌情讓他在支取平機會主席薪酬時,毋須暫停領取退休金起,至二十三日余仲賢公開指責王見秋不公平解僱他,王沒有公開解釋事件,其專訪卻在同月二十七日的《星島日報》見報,首度開腔談及他與前主席胡紅玉的過節,當中涉及他對聘用余仲賢與及相關過程的不滿;另外,亦有文章讓王解釋享受雙重福利的理由。但其他傳媒沒有這個機會。可是,傳媒不會光是坐著等待涉事者提供消息,而是主動尋找,結果,同日的《明報》有文章引述平機會成員指並沒有授權主席解僱余仲賢,對平機會十月二十四日指該會支持主席解僱的聲明提出質疑。

可能有見及此,王見秋今次挑了四份報章接受訪問,包括《星島日報》、《文匯報》、《成報》和後來惹起傳媒與消息人士互相指摘的《明報》接受專訪,在十月二十八日見報的文章指解聘是為了節省資源、又指質疑平機會沒有授權他解僱余仲賢的委員涉嫌扯謊。

可惜,王見秋從未公開面對傳媒解釋事件始末,只在有須要時挑選他有信心的傳媒接受訪問,即使亞洲電視和部份印刷傳媒的記者終於在他的辦公大樓下等著他,把咪高鋒放在他面前,他依然拒絕交代;《信報》打了十多二十通電話找他,他亦沒有回話。結果,事件就在你今天抓到一些疑點,我明天便透過精心挑選的傳媒發話的情況下糾纏了好一段日子,害得公眾要在事件發生後個多星期,才逐漸對事件有一個梗概的了解,並自行按自己接收的資訊對事件作出判斷。至此,輿論審判的結局已經可以想見。但問題是,公眾一直在等待王見秋的聲音,在苦候他的版本,可是王先生自絕於普羅大眾,只想向個別傳媒所代表的讀者交代,使審判席上只有他輕不足聞的聲音。

別把傳媒作代罪羔羊

而由上述鋪陳的事例,亦足證王見秋指全港報刊聯手攻擊他的說法,與事實並不相符。本人翻看事件發展以來一千多條新聞,除了個別報章對他採取較為負面的報道手法外,更多是刻意採取正面和同情的態度,而大部份則以中立的態度報道事件。以一位從事司法工作近三十年的退休上訴庭法官竟然作出如此脫離事實的指控,實在教人訝異、憤怒和失望。看著「王官」的指控,不知當天為他護航的報章有何感想?

誠然,任何人都希望利用傳媒單方面發話,這情況在目下的香港尤見普遍,若個別傳媒照單全收,那不單輕易被人利用,更可能因不求證而作出錯誤指責,招惹誹謗訴訟。那末,不單報館的公信力受損,還可能要賠上時間和金錢損失。以首先獲王見秋打破緘默接受訪問的《星島日報》為例,文中不少涉及對前主席胡紅玉的人身攻擊,但通篇也持不到該報試圖找胡回應的訊息。

根據本會專業操守守則第四條,在事件有一定重要性時,新聞工作者應給予受批評者回應的機會,這是一種公平的做法,值得大家多加參考、嚴格遵守。若抱著「你敢說、我敢登」或是「今天你說、明天他說,便可以有多一天新聞」的想法,早晚會落得「賠了信用又折款」的下場。

保密消息必須求證

王見秋事件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記者與要求身份保密的消息人士之間的關係。以保護消息來源獲取當局不願公開的資料,這在其他新聞並不少見,在王見秋事件中更是屢見不鮮,例如首先揭露王見秋享受雙重福利的《東方日報》和《太陽報》,靠的便是不願透露消息人士所提供的資料,為了求證,兩報嘗試致電特首辦和司法機構查詢,雖然當局答案含糊,但該報記者至少盡了求真本份,即使日後與對方對簿公堂,也可作為辯解。(但該報沒有給予王見秋回應的權利則是一敗筆。)可見從其他途徑求證事件真偽或原委是處理不願披露身份人士所提供消息的「基本功」,但在王見秋事件中,部份記者並沒有這樣做。

不求證便刊登消息人士的說話,對傳媒而言,最危險便是當了別人的「打手」,若當事人翻臉不認,傳媒更要當白狗。試想平機會委員鄔維庸就十一月五日的「五人晚會」有否討論王見秋辭職一事,也可以有不同版本,遑論他「草擬」胡紅玉六宗罪的說法了;若他以消息人士身份發表,傳媒便要常常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了。

除了保密協議下所提供的資訊,如何保護兩者之間的保密協議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明報》在十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刊登了王見秋對部份質疑的回應,但在第二天報道指他現居富商劉鑾雄贈予她女兒王穎妤的豪宅和四張機票後,王穎妤於十月三十一日發表聲明,指責該報記者假慰問之名套取消息,但卻斷章取義,造成失實報道,並要求該報公開十月二十八日晚上的對話內容。

不應揭露消息來源

《明報》採取強硬態度,深宵發表聲明,逐點反駁王穎妤的聲明,並聲言「王官」曾傳真一份機密資料給該報記者作為訪問和報道內容的佐證。這種自揭秘密消息來源的做法,在香港可算是頭一遭,其爭議性不亞於英國廣播公司在政府軍事顧問凱利懷疑自殺後公佈死者就是該報揭穿政府誇大伊拉克武力報道的洩密者。

英國廣播公司聲稱,是死者家人希望bbc公佈,即若如此,事件在當地仍是爭議不息。回頭看美國,當年《華盛頓郵報》被當局告上法庭,花費數以百萬計美金也不願透露五角大樓有關越戰的消息來源;還有該報涉及另一宗報道的記者情願坐牢也拒絕提交訪問筆記本;凡此種種,均顯示保護消息來源是記者的必守誡律。

業界深明保護消息來源的重要性,一旦破壞,誰還敢輕易把不能以自己身份公告天下的消息告訴記者?!缺乏這些知情人士相告,記者未必有足夠資料監察政府或個別公眾人士的不當行為,可見保護消息來源對記者履行職責多麼重要。故此本會專業守則第七條訂明,新聞工作者應保護秘密的消息來源。

《明報》解釋,自揭秘密消息來源是出於自衛,否則無法保護記者和報社的聲譽及公信力,而該報讀者的知情權亦會被剝削。綜合該報主筆劉俊圖在十一月八日一篇文章和總編輯張健波接受電視節目「傳媒春秋」的訪問,該報認定,王穎妤聲明中的攻擊應該來自其父親,故此當受訪者先行撕毀保密協議,《明報》亦沒有保密的責任,況且不提出反擊,就是默認。

整個推論,除了受訪者破壞協議在先,傳媒亦可毋須恪守的說法外,本人基本上同意《明報》的立論和結論,但這不代表《明報》的做法全對。

其他可行方法

首先,反擊是否要揭露消息來源的身份?《明報》顯然認為有此須要,因為若非指明「王官」曾傳真機密資料予記者,如何顯示「王官」確曾接受訪問?!而《明報》發出聲明後,王穎妤亦沒有再就此事對該報窮追猛打,至少在她最近一次入稟行動中,沒有《明報》的份兒,亦顯示該報的聲明湊效。

但本人認為,不揭露消息人士身份也可達到此目的,正如治療沙士病者也不一定要用類固醇加白血球蛋白這種副作用極強的治療一樣;否則治好沙士,卻惹來其他病症,那還不是問題一籮筐!試想,該報記者曾於十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連續兩天訪問「王官」,報道亦在翌日刊登;若記者真的是假慰問之名套料,「王官」怎會在第二天還接受訪問?《明報》若在聲明中指出這點,王穎妤的相關指控已經不攻自破,何須揭露消息人士身份?《明報》若進一步在聲明中聲言,手上擁有確鑿證據,若王小姐認為報道失實而導致其父親聲譽受損,大可訴諸法律行動,屆時法庭自有公論。《明報》甚至可在聲明中聲言,會就王小姐的失實指控保留法律追究權利,相信這對遏止對方的無理指控亦可起一定功效。

可這並不表示本會鼓勵別人隨便興訟,本會明白,誹謗訴訟是各名譽受損人取回公道的一種方法和權利,但本會並不希望傳媒或其他人士輕率使用這種方法,因為這對一個言論開放的空間,並無好處。而要締造言論自由開放的空間,大家必須基於事實發言,輔以理性討論,切忌發表因偏聽而未經細想的失實指控,否則,愛父情重也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理由,尤其是當事人是一名執業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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